会议现场

  2022年4月9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京主持召开“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讨会。宋晓梧、刘尚希、王杰秀、王延中、郝立新、秦宣、金维刚、李玲、陶文昭、王义桅、江宇、鲁全、高海涛等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郑功成主持会议并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郑功成对各位专家学者参会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正行进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在共同富裕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话题和公共政策核心议题的背景下，理论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民生保障研究者需要更加重视。他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关于共同富裕的四个基本观点：一是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共享发展的理想境界。检验共同富裕的标准是社会分配的结果，即所有人是否能够公正合理地享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与富足的精神生活，并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二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具备社会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和建构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两个根本条件。三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发展实践呈现出了两条促进社会平等、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一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社会保障制”，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社会保障制”，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享发展，但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后者能够从源头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最终将达至共同富裕。四是中国近数十年间的巨大发展成就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也为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提供了最好案例。他强调，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够让人民世代普享物质丰裕和精神富足生活的社会主义福利中国，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将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使之走向成熟、定型的过程。

宋晓梧发言

  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研究员宋晓梧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较好基础，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就不会重蹈平均主义大锅饭覆辙。他认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是缩小贫富差距，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他提出，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很多，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五等分法等，通过二次分配，城乡合计基尼系数应下降到0.35以内，但目前这一指标在0.46左右徘徊。他认为共同富裕推进应关注以下四点内容：一是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占比，构建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的分配体制。二是要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公平性，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要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方向。尽快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调整并缩小城乡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差别，同时加大对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三是要提高直接税比重，发挥税收平抑贫富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开征房地产税，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四是要遵循自愿原则，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要修订完善《慈善法》，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和实践机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举措，完善捐赠激励机制，并发挥社会组织在三次分配中的积极作用。

刘尚希发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尚希在发言中表示，共同富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形成更大的共识。从整个社会来看，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是分歧大于共识的。尽管中央明确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杀富济贫，不是各地同步富裕，但实际理解中仍存在以平均主义尺度衡量共同富裕进展的问题，对共同富裕的衡量于维度上出现了偏差。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共同富裕应当指向人的发展，彰显人的主体性、文明性和创造性，仅从物的层面探讨问题是无解的，但如果越过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物化阶段，可能就无法实现人的发展。他强调，共同富裕的研究应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要追求共产主义阶段的共同富裕水平，要不断缩小贫富差距，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建设的度。理论上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握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把握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解决推进共同富裕如何定位的难题。他指出，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不存在完成时，城乡之间尚未形成统一市场，社会与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也未消除，居民间的机会远不均等，依靠再分配获得高收入非常困难，也可能会导致发展倒退，社会改革作为共同富裕中最关键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刻研究探讨。

王杰秀发言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杰秀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民政的保障对象主要为社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是离共同富裕最远的一个群体，是共同富裕这项工作最大的短板，是要啃的硬骨头。他还指出，民政在富裕方面即做大蛋糕这一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部分新兴产业与民政关系密切，如养老服务业、托幼服务、康复辅具等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养老、托幼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就业，促进弱势群体的共同富裕，且民生措施的到位一定程度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他强调，民政的工作主要是在分好蛋糕、在二次分配中发挥好作用。民政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方面发挥着统筹作用，但目前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低保标准如何制定、各种专项救助措施间如何统筹、如何走向物质救助、实物救助和服务救助并重、如何主动发现困难对象实现应保尽保与应救尽救、如何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等。他表示，民政不仅与物质富裕相关，还与精神富裕关系密切。例如，解决养老问题以家庭为基础，如果没有孝亲敬老文化这一基础将难以夯实；民政主管的婚姻、殡葬工作中，“因婚致贫”、“因丧致贫”问题近几年并不罕见，这既是精神不富裕的表现，也影响着困难群体的共同富裕。他还表示，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慈善工作等在精神富裕方面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王延中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延中指出，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理念与目标。虽然共同富裕主要是指经济目标，但经济目标不是全部内容，不能将共同富裕等同于收入均等化，要重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国是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接近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4亿多人口能够迈向共同富裕将会是对全世界共同富裕的巨大贡献。他认为，社会关系指标与政治指标也是需要着重考量的内容。虽然中国人民自古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在贫富差距居高难下的情形下仍能保持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对贫富差距的态度和看法不一，这也使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一定弹性。他表示，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向和政治意义，也面临着国家竞争的现实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没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通过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制度实现了收入相对均等化。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何种理论、理念来支撑共同富裕需要各个学科进一步深入研究。

郝立新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哲学院教授郝立新指出，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要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把共同富裕放在现实生活中来思考，而非仅视为一个口号。他认为，共同富裕研究应关照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要从总体性与历史性两个方面去理解。除了在经济、政治、精神文明等方面的指标以外，要重点加入社会福利与权利的维度，考虑福利均等与权利平等的因素，如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福利的均等程度、社会权利在代际与性别间的平等指标。他提出，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空想社会主义、大同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要关注总体的维度，也要关注历史的维度。二是在考察共同富裕内涵与路径的时候，要关注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除了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外，还要关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因素，实现共同富裕要作现实考量、要稳妥慎重。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要考虑两个思路：一是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做大蛋糕与做好蛋糕要统一起来，要实现积累。二是要抓主要矛盾，美好生活是进入新阶段的又一个重要目标话语，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是紧密联系的，实现美好生活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四是，共同富裕试验的地区要进一步拓展，除了浙江以外，需要进一步进行试点。

秦宣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秦宣指出，学界和理论界有责任、有使命担当来讨论共同富裕问题，今天的讨论涉及到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指标体系、战略目标、战略步骤以及共同富裕时间表、路线图等诸多内容，实际上都在考虑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在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状态下，如何把共同富裕进一步推向前进。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下一阶段将针对相关理论问题作深入研究，同时希望“新时代新思想论坛”能够为专家学者提供平台、时间以相互交流，甚至交锋，能够引起对某些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金维刚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浙江大学教授金维刚作了题为“关于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思考”的发言。他指出，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目标应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应当扩大到90%以上，起码也得80%的人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平，理想点是90%。二是城镇化率达到90%以上。三是基尼系数应低于0.4，最好在0.35左右。四是形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包括第一、第二、第三支柱在内的职工养老金总体替代率水平应该达到70%左右。五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现统一、全国统筹，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全体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保障。他认为，共同富裕战略推进应分步推进：到2035年的第一阶段应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能够超过50%，到2049年的第二阶段应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80%左右，到2070年的第三个阶段，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要达到90%左右，整个社会达到比小康高一个水平的富裕水平。他还认为，共同富裕战略推进应把握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包括高校毕业生、技工学校毕业生、个体经营者、有技能农民工，重点地区包括东部地区三线城市、中部地区地级市、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区域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排在500名以内的县市。他指出，共同富裕推进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占主导的新型教育体系，高校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基准，切实提高各类毕业生的就业率。二是推行以公租房为主导的新型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公租房所占比重，争取在2035年超过50%。三是协调推进年金制度改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将年金制度与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整合，形成综合年金制度，可先后用于购房和养老。四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基本支出列入财政预算，推进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其他配套改革。五是适当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率，改进对企业所有者收入所得税征缴办法。六是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农场化，推广“公司+农户”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现突破，为农民进城安居乐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李玲发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指出，共同富裕必须要靠社会主义制度来完成。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到今天世界强国，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些不能丢。她还指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之意，需要把人组织起来。中国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为自己创造福利。她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升级版，即新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主义是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如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社会主义绝不是局部的，而是全人类的，中国的共同富裕近阶段当然是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但长远来看，中国要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社会形态，因此，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为人类未来创造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她强调，中国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和脱贫攻坚都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都很强，国家给每个老百姓提供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保险。脱贫攻坚也是中国式共同富裕，贫困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陶文昭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指出，社会主义发端时即反对贫富差距、社会分化，追求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在马克思看来，分配关系只是二次关系，更重要的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再分配政策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是有限度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享机制并非资产阶级发善心，而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他还指出，共同富裕涉及理论、政策、实践，而中国国情复杂，实现共同富裕尤为不易，建议设定具体指标扎实推动。

王义桅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指出，共同富裕的中国逻辑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这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搞共同富裕是使天下文明，而不是让资本主义制度万世相传。他提出，共同富裕包括五大逻辑：一是文化（宗教）逻辑。中国是不信单一神的，单一神是同质性的，中国所拥有的是共产的概念。中国的共同富裕不仅是自己要富裕，还要在世界层面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政治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不管什么民族，只要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的都要实现共同富裕。三是经济逻辑。经济逻辑在于公有制，中国是从起点到过程到结果，全方位实现共同富裕，是目标、理念、过程。中国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五千年来的共同富裕道路是在定义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在定义中国，因为社会主义是靠实践的。四是社会逻辑。只有不迷信西方的四个自信，才能消除那种西方崇拜消费理性人的假设，中国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自己，而非盲目模仿别人。五是生态逻辑。西方达尔文主义将共同富裕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真心地让人们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共同富裕与之不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富裕，其理念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江宇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指出，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问题应关注十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二是调节过高收入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不等于杀富济贫；三是中国的共同富裕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陷阱；四是坚持教育、医疗的公益性也不等于陷入福利陷阱；五是不能颠倒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防止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主次关系；六是不能绕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谈共同富裕；七是既要讲机会公平，也要讲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八是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共同富裕；九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致富不等于资本主义用于洗脑的个人奋斗成功学；十是不能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不能把做蛋糕和分蛋糕对立起来。他强调，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共同富裕关键一招。城乡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产业升级有巨大空间，只有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他还指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基层党组织影响力降低、群众集体意识淡化、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合作社发展等五大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山东省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提供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良好经验。他建议，农村目前问题的解决应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将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总体部署，将党的组织部门纳入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纳入乡村振兴总体部署，作为主要抓手，设置考核指标。二是深入调研和总结烟台的经验，充分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三是修改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

鲁全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鲁全在发言中指出，共同富裕和社会保障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两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内生性。尽管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福利国家建设，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它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下选择的这条道路，具有外生性。他认为，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在价值上具有统一性，价值的统一性即共同体意识，这使社会保障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能够发挥全面、综合的作用。他还指出，分配领域和生产领域不能简单分割，社会保障看似是分配手段，但它会反作用于生产过程。他表示，社会保障不仅使国民紧密联结，还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标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只有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更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

高海涛发言

  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主任编辑高海涛在发言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基于此，共同富裕应该有一个世界方位与历史方位。他认为，从历史方位来看，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倡导，还需要一些基于我国的发展基础与发展趋势的指标。从世界方位来看，还要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例如2035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地步等。我国提出的小康社会，是低配版的社会主义，到2035年时我国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世界上的平均水平还是我国的特色，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在会议结束时，郑功成教授对各位发表真知灼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在座各位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对共同富裕高度关注、深度关切，虽然目前各界各方围绕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还没有形成高度共识，但也已经形成了多数共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为什么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及下一步怎么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