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叠加少子化、高龄化趋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弱化，越来越多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需求。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他表示，应对我国超常规的老龄化进程，应聚焦优化养老金制度、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科技赋能与法治保障等领域，以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守护亿万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这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哪些新要求？

郑功成：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一是规模超大，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二是速度超快，从轻度老龄化迈向中度老龄化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预计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发布的人口数据表明，我国少子化、高龄化的趋势正在加速。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上亿人口进入老年阶段，我国将很快进入高龄高峰期、护理高峰期。

应对超常规老龄化，要加快构建一套完备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包括养老金制度、养老服务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及“一老一少”联动的儿童福利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等。其中，法定养老金制度要能够满足人们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求，养老服务制度要能够满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服务刚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重点解决老年人照护保障的支付能力问题，儿童福利与生育支持政策要着眼长远破解少子化困境。不仅要聚焦“老有所养”，还要推进“老有所为”，以更积极的政策取向在更高层级构建健全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当务之急是“补低扶弱”。要重点关注当前保障水平偏低的群体，特别是养老金和居民医保待遇不高的人员。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请您谈谈对这一举措的认识。

郑功成：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突破10.7亿，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达到3.28亿。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三大法定养老金制度之一。该制度于2009年启动试点，2012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参保人数持续快速增长，目前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的人员超过1.8亿，实现了这一庞大群体养老金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近年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增长明显加快，2024年、2025年全国最低基础养老金每年各提高20元，2026年将继续提高20元，部分地区的调整幅度更大。

我近几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80岁以上农民对提高养老金的期盼更为迫切，希望以此增强晚年生活的底气。我个人认为，提高居民养老金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调整过程中应坚持渐进、精准的原则，既要稳步提高待遇标准，也要结合财力状况科学统筹安排。在普遍提高居民养老金待遇的同时，还要分年龄实行差别化调整：对高龄农民，提标的步伐要快、幅度要大，主要通过提高福利性基础养老金来实现；对中低龄农民，则宜积极稳妥推进，由国家财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合理分担责任，通过社会保险方式持续提高待遇水平。这既是保障高龄群体晚年生活的必要举措，也是激励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积极参保的重要手段。

此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这同样回应了社会关切。

记者：城乡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完全相同，您认为要怎样完善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郑功成：城乡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确实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城市社区，做好居家养老服务，关键要打通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衔接通道，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养老机构社区化、连锁化发展，把专业服务精准送到居家老人身边。

养老服务的难点在农村。这几年，我到中西部乡村调研，深刻感受到农村养老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立足当地实际，以人口结构和真实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与供给，避免现有床位闲置与资源浪费；二是推广公建民营、互助养老模式，盘活乡村公共设施、闲置校舍、居民住宅等资源，引导村民、邻里、亲友互助，这种模式成本低、有温情，是推进农村普惠养老的现实路径；三是提高政策精准度，公共投入应“费随人走”，让资源跟着被照料老人走；针对护理人员短缺问题，要多渠道发力，加强家属与邻里培训、促进低龄健康老人参与互助、鼓励公益慈善下乡等；四是畅通乡村老年人随子女迁入城镇途径，由城镇按照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相关服务，既能够解决一批农村老年人的后顾之忧，也能够减轻子女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同时，要面向全体老年人加快完善配套制度安排，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失能半失能与高龄空巢老年人子女陪护假制度、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以及发展社区、乡村慈善公益事业等，多方协同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

记者：“十五五”时期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您觉得应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

郑功成：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结合当前发展实际与未来需求，我认为重点应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投资于人”的宏观政策需要向老年群体倾斜。这种投入既包括财政资金、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的投入，也包括通过公共投入有效撬动社会投入与市场投入，不断夯实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

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当前，科技创新能够多维度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比如，运用数字化手段精准对接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通过线上平台将养老服务选择权交给老年人。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应用的过程必须贯穿人文关怀，数字化、智能化不应是冰冷的工具，而应成为弥补老年人自理能力不足的温情支撑，坚决防止脱离人文关怀的技术应用。未来，科技赋能要兼顾普惠化与个性化，一方面大力发展普惠型助老科技产品与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共享科技红利；另一方面支持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研发，更好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三是健全完善法治保障。唯有通过立法明晰权责、稳定预期，才能为老年人社会保障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支撑。具体而言，要加快修订社会保险法，明确养老保险、护理保险等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制定医疗保障法、养老服务法等，补齐相关领域法治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