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慈善事业等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围绕上述话题，记者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进行了专访。

将群众心声变为履职答卷

记者：作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您在过去一年的履职过程中，聚焦民生保障领域开展了哪些调研？听到了哪些呼声？基于这些调研成果，今年全国两会您带来了哪些建议？

郑功成：在儿童福利领域，我重点关注了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与权益保障现状。通过走访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儿童福利机构，我了解到基层工作者和广大家庭期盼国家能尽快出台系统性方案，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统一纳入保障视野，并强化心理健康关爱等服务供给。同时发现，政策精准性需要提升。例如，留守儿童在东部地区很少见了，但我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民族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方还有大量留守儿童，因为民族地区多子女家庭数量较多，即使父母外出务工想带在身边也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政策与公共投入，就不能“大水漫灌”，而是需要聚焦重点地区，这样才能更加精准地解决问题。

在养老服务方面，我深入调研了“公建民营”模式的实践情况。行业从业者和老年群体的共同心声是，国家能通过立法明确各方权责、服务标准，真正解决普通百姓“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的养老难题。

此外，我还重点考察了社区慈善的发展现状。我欣喜地看到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区中焕发新生，但同时听到了来自基层慈善组织的呼声：他们迫切需要国家层面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文件，以解决资金、人才和监管等方面的现实困惑。

基于这些调研发现与社会呼声，今年全国两会，我提出了加快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推动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加快促进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等建议，还提出了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待遇、免除婴儿与高龄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等建议。

托举老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温度

记者：养老是近两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我国深度老龄化的特征进一步凸显，您认为应如何加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郑功成：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曾提出，“发展养老服务业已从家之大事上升为国之大事”。面对“银发浪潮”，光靠子女养不现实，完全交给市场又容易让普通家庭“望价兴叹”。2025年，我调研了多地养老机构，发现老百姓最头疼的就是三个词：“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

怎么破局？我认为关键一招就是推动“公建民营”模式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模式下，房子是政府建的，保证了公益性和低租金；运营是专业机构干的，保证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它就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政府的“兜底责任”，一头连着市场的“专业服务”，是让普通工薪阶层老人“买得起、住得好”的最优解。

记者：您理想中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是什么样的？

郑功成：我理想中的模式，应该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严格监管、普惠优先”。

一是要立好“规矩”，明确准入与退出机制。 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专门的政策文件。什么样的企业能进？服务标准是什么？收费红线在哪里？这些都要明确。更重要的是，如果企业干不好，怎么有序退出？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既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又确保老人的利益不受损。

二是要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 我在调研中看到，那些大型连锁品牌运营的公建民营养老院，往往成本控制得更好，服务也更规范。要鼓励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通过连锁经营，把优质服务的“蛋糕”做大，把价格降下来，真正实现规模效应下的普惠。

三是要尊重市场机制。充分调动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商业运营模式。

四是要建立“阳光监管”体系。不能只靠政府盯着，要引入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甚至邀请老年人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定期对服务质量、财务状况进行“体检”并公开结果。

养老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公建民营”搞好了，既能减轻财政长期负担，又能培育出庞大的银发经济产业，还能让千万家庭安心。我希望通过今年的呼吁，能推动这一模式从“试点探索”走向“制度成熟”，让更多的老人能在离家近、价格低、服务好的环境里安享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策略，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温度。

投资于儿童，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

记者：在儿童福利方面，随着孤儿、弃婴大幅减少，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您认为，在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向普惠性发展的过程中，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郑功成：随着流动人口增加，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必须提级，要构建起“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网络。特别是对于流动儿童，要打破户籍壁垒，确保他们能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对于留守儿童，要强化精神关爱和监护支持。

此外，要建立普惠性儿童福利津贴制度，这是从兜底性、基础性走向普惠性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2025年中央出台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是一个重大信号，标志着我国首次建立了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津贴制度。下一步，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覆盖面，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包括困境儿童在内的全体儿童。因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家之大事，也是国之大事，增进所有儿童的福祉是国家责任，更是时代要求，我们需要全方位考虑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将“投资于人”转化为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满足儿童福利需求的具体行动。这不仅是保障儿童、改善民生，更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记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郑功成：最大的挑战是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协同。过去我们习惯把儿童福利看作是单纯的财政支出，现在我们需要将其视为“人力资本投资”。投资于儿童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此外，儿童福利涉及民政、教育、卫健等多个部门，必须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制度整合，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让政策红利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记者：2025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困境儿童的保障力度。在您看来，这份文件最大的突破和亮点是什么？

郑功成： 确实，这份文件的出台意义重大。如果说过去的儿童福利是“零敲碎打”，那么这份文件就是一次“系统集成”。具体来说，亮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象的统一与覆盖。文件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动儿童、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等统一纳入困境儿童范畴。这意味着国家承认，只要是陷入困境的儿童，都应当平等地享有国家的保护。

二是体系的构建与协同。文件系统构建了涵盖基本生活、医疗康复、公共教育、心理健康、人身安全和监护责任的“六大体系”。这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物质救助模式，转向了“物质+服务+精神”的综合保障。特别是将心理健康关爱列为体系之一，回应了现代社会儿童心理问题凸显的现实痛点，是非常有远见的。

记者：在《意见》落地实施过程中，您认为关键环节是什么？

郑功成：关键在于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以及法治保障的跟进。

第一，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虽然《意见》是行政法规层面的重大进步，但要让每一名困境儿童都能被看见、被保障，必须利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政策找人”。要压实基层责任，确保分类保障措施精准滴灌，而不是等人来找政策。

第二，这份《意见》是儿童福利立法的重要前奏。《意见》解决了当前的迫切问题，确立了制度框架，但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将这些成熟的政策经验上升为专门的法律。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根本上固化“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格局，让儿童福利事业不再依赖于一时的政策，而是拥有长久的法治根基。

深耕社区，以善行善举温暖百姓心田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社区慈善这一话题。作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慈善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您一直在推动社区慈善发展并主持社区慈善实验项目，在您看来，社区慈善在当下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系中应怎样定位？

郑功成：社区慈善应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主攻方向和坚实根基。过去，我们的慈善事业往往聚焦于大型灾害救援或基金会运作，这固然重要，但慈善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基层，在于常态化的邻里互助。

我在2022年以来的多次调研中发现，群众最急需的帮助往往发生在社区内部。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推动慈善资源下沉。没有社区慈善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就是无本之木。我们要让慈善走向“接地气”的社区，让“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慈善”成为现实。

记者：在实际运行中，许多社区慈善组织面临“身份尴尬”、资金募集难等问题。对此，您有何建议？

郑功成：我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专项政策文件，为社区慈善“松绑赋能”。

一是明确法律地位，降低准入门槛。 建议简化社区慈善组织的登记备案程序，探索实行“备案制”与“认证制”相结合，让那些扎根社区的微型互助组织能够合法合规开展工作，不再因“身份不明”而束手束脚。

二是激发资金活力，打通“最后一公里”。 目前很多捐赠资金积淀在上方，难以灵活用于社区急难。我建议推广社区慈善基金专户，允许资金在社区内部循环使用，并简化小额捐赠的票据开具和税前扣除流程，让善意不被繁琐的程序阻挡。

三是强化专业支撑，避免“好心办坏事”。 鼓励街道、乡镇设立慈善信托，引入专业社工机构进行项目设计和资金管理，确保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