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慈善事业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请问，中国慈善事业如何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郑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慈善事业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中国的慈善事业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条路需要具备自愿、公益、平等、法治等现代慈善共同特征，需要借鉴国外慈善组织化实施、专业化运作的经验，但中国的慈善绝不是欧美慈善的翻版。因为个体的慈善活动或慈善行为可以无国界，而作为社会分工发达的产物和有规模的慈善事业，却必然要植根于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并赢得本国民众的认同。因此，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就是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烙印、传承中华慈善文化基因的中国式现代慈善事业。本国制度烙印要求慈善事业完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共同富裕大局并在其中发挥有益作用，文化基因传承要求尊重中国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互助友爱、救急难的行善逻辑。

  我国要在中华传统慈善的汪洋大海基础上，发展好组织化、专业化慈善事业，但反对以欧美的“标准答案”来否定中国的“汪洋大海”。在中国，离开了千百年来家庭保障、亲友相济、邻里互助等汇聚成的慈善“汪洋大海”，欧美式的“精致慈善”永远也长不大；而没有“精致慈善”，也很难让普遍性的善行成长为有规模的慈善事业。面向未来，不能在欧美式与传统式之间走向极端，而是要走向融合，正确的取向应当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地发展。此外，还要同时校正慈善事业等同于第三次分配的认识误区，它以第三次分配即个人自愿捐献为本质特征，却是一种应当包含初次分配、再分配份额在内的混合型分配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不使慈善事业孤立存在于社会分配体系，才能更多、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并实现社会资源与公共资源及市场资源的有效对接，这才是真正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必须牢固树立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价值理念。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的修正，十分明确地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将发展社区慈善作为国家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将过去不被认同的民间个人网络求助纳入慈善范畴等，均表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已经从理论范畴上升到慈善法制规范的层次，现在到了将这种发展理念与法制规范落到实处的时候了。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社区慈善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也是能够赢得民众认同和政府支持的合理路径，从而应当成为我国慈善事业极其重要的发展方向，甚至应当是主攻方向。

  记者：请问，社区慈善为何成为我国慈善事业极其重要的发展方向？要发展好社区慈善，需要把握好哪些方面？

  郑功成：因为社区传承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的优良传统，体现的是中国人积淀深厚的互助友爱意识，是将利他与利己、助人与自助融合在一起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它既能够直接有效对接社区内部慈善公益的供给与需求，又可以化解基层社区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还能够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途径。因此，社区慈善应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系。如果社区慈善能够得到健康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就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牢靠的根基。

  要遵循“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十六字方针。社区慈善是一个地域概念，强调的是以社区为本位，呼应的是邻里互助、远亲不如近邻的向善传统，从而应当以社区成员为主体，以社区慈善公益组织为载体，以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和谐、实现社区共享发展为目标。它必然要充分调查了解本社区的社情民意，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满足社区成员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评价社区慈善是否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是看社区成员的动员度、参与度、满意度和奉献感、获得感。

  通过多方共创共建，实现共益共赢。社区慈善是小微慈善，社区资源也会有限，而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均要落实到社区居民，慈善组织的相关援助与服务也要指向社区有需要者，企业创造社会价值同样需要考虑社区居民的需要。因此，发展社区慈善不仅是社区成员的事情，同时也是政府部门、慈善业界、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的事情，需要多方共创共建，实现多方共益共赢。

  要做到因地制宜，精准引导。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属多民族结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民族、地域之间还存在着文化差异，形成的是社区结构与社区形态千姿百态，相关要素也参差不齐。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社区慈善除遵循相通的理念、追求共同的目标，还必须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的差异性，在具体实践中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深入了解不同社区的特点与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与运行机制，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最终形成适合不同社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慈善方案。

  坚持守正创新，将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在努力倡导邻里互助友爱、形塑社区向善氛围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观念革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等赋予社区慈善现代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区慈善发展行稳致远。

  记者：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取向是什么？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还面临着哪些重要任务？

  郑功成：客观而论，我国慈善制度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特色在慈善实践，特别是在社区慈善、网络慈善（含个人网络求助）中日益彰显，整个慈善事业正在朝着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大局、沿着法治轨道向前发展。同时也应当承认，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研究仍然滞后，慈善制度的完善还有很大空间，慈善实践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因此，基于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还面临着三大繁重任务，即创新理论、完善政策、促进实践发展。

  扎实推动慈善理论创新。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复制西方理论，现在西方的理论已经无法指导中国的实践，甚至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现象，因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早已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具有了更加成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创造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在慈善领域，目前还缺乏系统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支撑，要想获得健康持续发展并在国家现代化与全民共富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必须要有成熟的中国特色慈善理论指导。为此，特别需要突破欧美慈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如追求独立性的第三部门理念、强调与政府分野的非政府组织概念，以及只能为非特定受益人募捐、只能利他而不能互助互利的思维定势与固有模式等，这些概念、观念与排他性实践在中国事实上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慈善事业迫切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现实慈善实践的养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包括重塑发展理念、新创相关概念、重构结构体系、重建实践机制乃至评价指标体系等，这是中国慈善学界的重大使命，也是政策层面与慈善业界应当给予大力支持的、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方向。

  扎实推动慈善政策完善。现代慈善是法治慈善，依法行善、以法促善是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取决于完善的慈善政策体系。伴随《慈善法》修订与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慈善政策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但还未最终全面定型，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方面至少包括慈善事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共同富裕大局的政策定位，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中的政策定位，慈善事业与法定社会保障制度有机结合的政策规制与指引（这是融入全局与大局的最直接且有效的途径），慈善税制的完善，慈善组织自主治理的政策完善，慈善监管的完善（既要让慈善组织充满活力，又要避免出现乱象）等等，均需要有健全完备的法律法规政策，于后才能为慈善参与主体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因此，进一步完善慈善政策体系构成了新时代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扎实推动慈善实践发展。新时代需要发展好慈善事业，在共同富裕建设背景下，以慈善事业为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不是被动、独自地填补其他分配层次留下的空白，而是应当更多地通过主动的机制融合来促进其他分配层次内扩、优化以弥合空隙，进而成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机制。为此，应当以加快促进整个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为目标，采取分类推进的策略。特别需要发展慈善组织，明确以发展服务型慈善组织为主攻方向，尽快增加慈善事业的运行主体，改变“服务类慈善组织发展不足”的局面，同时应当通过设置“红绿灯”、奖优罚劣等举措来督促慈善组织自觉提升公信力，杜绝借慈善之名行欺诈之实的现象。对社区慈善，应当突出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的方针，培育社区慈善组织，特别是能够担当协调服务功能的枢纽型社区组织，建立社区内部的公益慈善供、需两库，充分激发社区中与邻为善、互助友爱的内生动力，以此奠定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宽厚基础。还有企业慈善也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天然地肩负着社会公益责任，而民营企业也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大局中创造着社会价值，企业捐献更是构成了有组织捐献的主体部分，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是值得研究并有效推动的慈善事业发展方向。对于其他慈善活动，也应当积极鼓励和引导，使之成为组织化、专业慈善的有益补充。最终形成人心向善、人人行善、各类慈善公益形态百舸争流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