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提交了《关于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议案》。郑功成在议案中指出,社区慈善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根基所在,是连接传统慈善与现代文明、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新修改的慈善法已为社区慈善正名,各地实践探索也如火如荼,但亟需全国性政策统筹引领。因此,他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专项政策,明确社区慈善的定位、机制与保障措施,推动其成为助力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层力量”。
社区慈善是中华慈善文化的根基与时代使命
郑功成指出,社区慈善根植于中华文化“邻里相济、守望相助”的千年传统,承载着“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行善逻辑。与欧美慈善割裂“公益与私益”“利他与利己”不同,中国社区慈善强调互助互利、兼容共生,既帮扶特定困难群体,也促进社区整体和谐。因此,郑功成认为,社区慈善的独特优势在于立足熟人社会、信息对称的基层单元,这样能够精准对接需求、高效动员资源。它不仅延续了中华慈善文化的血脉,更通过现代组织化、专业化手段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郑功成认为,当前,社区慈善的实践价值已超越传统慈善范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体系。2021年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文件明确提出“创新社区与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社区慈善通过凝聚居民共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为基层治理注入柔性力量。从助老扶弱到纠纷调解,从环境改善到文化共建,社区慈善项目已成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口”,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型。
法律赋能与实践突破是社区慈善的“双轮驱动”
郑功成介绍,2023年修改的慈善法首次将“发展社区慈善”写入法律正文,明确鼓励社区慈善组织建设与志愿者队伍培育。这一修法突破为社区慈善正名,标志着其从民间自发行为升级为国家支持的制度性安排。因此,郑功成强调,法律层面的认可为社区慈善提供了合法性保障,但需配套政策细化落地。
郑功成介绍了近年来社区慈善实践在全国开花结果的一些案例。比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腾讯公益基金会合作的“社区慈善实验项目”已覆盖12个城市,探索出“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的十六字方针。广州、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政策,推动社区基金会、慈善超市、社区基金等载体创新。又如,广州市通过深化阵地平台建设、培塑品牌项目等15项措施,将社区慈善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四川省发布《社区慈善发展指引》,从主体、资源到监管全链条规范实践。郑功成认为,这些地方经验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暴露出发展不均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破解发展瓶颈需瞄准五大关键领域
尽管社区慈善势头向好,但郑功成指出,其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概念模糊、主体权责不清、资源整合低效等挑战。因此,他认为应聚焦五大核心问题,并呼吁通过全国性政策明确路径:
一是厘清社区慈善的内涵与外延。社区慈善需定义为“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枢纽型组织为依托、居民需求为导向”的互助行动,强调“家门口的慈善”属性,避免与泛化公益概念混淆。
二是构建多元协同的运行机制。建议建立“需求库”与“资源库”双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精准匹配供需;培育社区能人与志愿者队伍,形成“以一带多”的动员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方式,探索社区基金会、慈善信托等工具,激活企业、商户、乡贤等社会力量。
三是强化政策支持与人才保障。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推行备案制与登记制“双轨并行”;通过公益创投、税收优惠、场地减免等措施激发组织活力。同时,设立“社区慈善讲堂”,加强专业人才培训,提升项目设计与执行能力。
四是完善精神褒奖与监督体系。针对社区慈善“重精神激励轻物质回报”的特点,建议建立荣誉表彰机制,通过评选“慈善家庭”“公益之星”增强参与者获得感。监督方面需强化信息公开,要求枢纽组织定期公示资金流向与项目进展,并引入群众评议机制,形成“自律+他律”的双重约束。
五是推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社区慈善需与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协同,承接助残、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政府治理的“毛细血管”。例如,可将社区慈善组织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通过项目化运作提升服务效能。
迈向共富新时代是社区慈善的愿景与担当
郑功成对社区慈善寄托期待,他认为社区慈善的蓬勃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温暖底色。通过培育千万个社区慈善组织、动员亿万人参与,不仅能缓解“政府管不到、市场不愿管、家庭管不了”的基层难题,更能凝聚社会共识,塑造“人人向善、邻里互助”的社区文化。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社区慈善既是物质帮扶的“补给站”,更是精神共富的“粘合剂”。
最后他呼吁,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让社区慈善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燎原”,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腾飞的坚实根基。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