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4年11月4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三医”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国二招宾馆召开课题讨论会。我会会长郑功成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言，我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主持了此次会议。我会副会长、医保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严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青，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延中，北京大学教授李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首都医科大学医保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震，湖南省委党校教授邓微，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琬，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华颖，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四川大学副教授黄国武，广州医科大学教授范阳东，广东药科大学副教授吴庆艳等30余人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郑功成发言

  郑功成指出，医疗、医保、医药“三医”直接关乎人民健康与健康中国建设，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追求健康则成了老百姓最普遍的诉求，但疾病医疗特别是重大疾病医疗仍然是城乡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人们对医疗卫生的总体评价不是很高，这表明“三医”都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且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着力增进“三医”协同。他进而指出，从世纪之交追求“三医”联动到现在突出强调“三医”协同，目的都是为了切实解除城乡居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真正促使“三医”健康持续发展，但20多年过去了，局部或各系统自身的发展成就不能掩盖综合效能或整体质量不高的事实，离“三医”协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建设健康中国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三医”协同的任务尚未完成，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使其步入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他提出，要真正做好“三医”协同，首先要遵循“各循其道、各守其规、各显其长、各尽其责、各得其所”的基本原则，即“三医”首先需要遵守自身规则，医保要做到制度公平运行有效，医疗需要恪守治病救人的本源职责，医药需要走成熟的市场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再建设好“三医”协同的杠杆与桥梁，实现“三医”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他表示，学会组织研究“三医”协同这一课题是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对进一步全面深化“三医”改革的回应。他希望通过这项课题研究发现真问题，探索更为有效的路径，促使“三医”都为实现人民健康至上这一目的服务。

王琬介绍课题研究基本观点

  课题组核心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琬在题为“‘三医’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与路径选择”的发言中指出，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是基于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医改走向全面深化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她还指出，从“三医”联动到“三医”协同经历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重点到以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为重点，再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体现了中央对提升“三医”治理能力的更高要求，但“三医”协同的改革效果尚不理想，还没有真正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目标。她认为，“三医”不协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不清、路径偏差、政策不匹配、技术支撑不足，推进“三医”协同发展以各自全面优化为前提、以强化法制、体制与机制建设为保障。她表示，推进“三医”协同发展要以综合治理为着力点，以“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坚持以人民健康发展为中心”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参与、利益平衡、共建共赢共享治理体系，增强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数字化赋能的治理能力。

赵明月介绍课题研究相关内容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研究助理赵明月在题为“‘三医’协同体制、机制、法制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体制构成三医协同发展治理的权责关系出发点，关系着各管理主体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机制则包含医保、医疗、医药等具体制度如何发展与改革又相互联系，构成三医协同的制度基础与治理内容；法制作为三医协同发展中各主体及其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亦构成了三医协同治理结果的权威性。她还指出，三医协同问题在于党务系统统一与行政系统各自独立的体制不顺、三医各自的制度安排各有不足的机制缺陷、医疗保障专门法缺失与已有法律体系协同性不足的法制滞后。她认为，以权责约束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法制建设是三医协同的关键，要以理顺体制以构建新的权责互动体系、深化机制改革以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制度安排、加快推进法制体系建设、完善其它保障机制作为协同治理的重点。

李玲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表明了“三医”联动的内部关系。她强调，当前“三医”协同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的目标不清楚，要看到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德国和英国医疗卫生体制实现“三医”协同的根本原因。她认为，课题组后续研究应包括三点内容：一是了解世界卫生制度发展历史，总结国外“三医”协同实现的成功经验；二是系统梳理中国“三医”协同改革困境的根本原因；三是从三明模式出发找到中国“三医”协同的答案。

应亚珍发言

  首都医科大学医保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指出，当前医疗领域存在过度医疗等问题，造成医保基金负担过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她强调，医疗机构、床位数和人员数等医疗资源是产生费用的基本要素。医疗供给侧是协同发展的根本，需要仔细研究医疗资源配给与实际需求是否适配。她表示，医保的定点规划十分重要，不能随意将新运营的医院纳入医保定点，否则将增加医保支付压力。她认为，基本医保要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标，同时鼓励商业健康险等社会力量的发展以支撑医药创新和卫健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严娟发言

  我会副会长、医保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严娟指出，“三医”协同改革的分歧多于共识，问题明确但无从下手的原因在于相关各方均有主导的影响力，关键在于资源有效配置。各部门的法规政策制定要关注发文形式的共同范例、是否解决共同问题，已有改革确有成效，但亦有矛盾，要对已有部门政策加以梳理确定应做、已做、未做、做成的内容，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她表示，政策频出但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保障，要研究、考察其中的“三医”共有的、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研制度实践以增强认识。

王延中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延中指出，“三医”协同是个老题目，也是难题目。研究要对医改过程有深入了解，要三个领域的问题分别进一步细化，将历史过程阐释清楚从而发现核心问题，改革应根据问题而定。他还指出，医保的核心是以资金管理实现保障的目的，保障水平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量力而为为宜，建立人民群众对医保制度的合理预期，构建多层次医保体系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医药与卫生、医保部门并非利益共同体，是更加市场化的产物，最重要的是保障医药市场秩序的规范，但如何通医疗、医保协同是难点。医疗改革的关键在于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他认为，减少多数情况下医疗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至医疗服务供方的浪费尤为重要，加强监管遏制浪费腐败改革才会有正面效应，“三医”问题需要将政治考虑与技术考量相结合。

李青发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青指出，明确“三医”协同目标实现的标准十分重要，各方目标评价的维度亦要统一。她强调，“三医”协同的核心是承认医疗、医保和医疗各方不同的立场、利益诉求及发展约束，进而推动利益间的平衡与妥协，最终促进形成统一立场。她表示，要对医保支付标准与医药、医疗服务的实际价格加以区分，从价格角度出发研究“三医”协同中的价格形成机制。她认为，在医保保基本的基础上应鼓励社会力量提供补充医疗保障。

范阳东发言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范阳东指出，“三医”协同的核心在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三医”协同的抓手在于关键指标，如广东省尝试控制大型医院门诊数量以推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引导居民到基层医院就诊、建立合理就医秩序。他认为，过去“三医”协同的关键指标频繁变动，未能有效发挥导向作用，要建立三医协同的关键指标体系，兼顾近期、中期、远期目标，确保三医协同持续深化、稳步前行。

王震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震指出，健康中国是最大的共识，“三医”协同治理是为了实现健康、向健康为中心转变，医保和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是健康，医药企业也是往健康方向去发展。治病是用政策推动的、最具可操作性的内容，但是治病不是唯一的，未来整个健康行业发展趋势都是向以健康为中心，需着重考虑“三医”协同中有没有向健康转变。他认为，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是有问题的。资金、政策等大量资源涌向三级医院，三级医院以大量的重资产的配置收治了大量的轻症患者，实质上是激励机制有问题，现有大医院的强激励是以财务目标掩盖了其他所有目标，要实行多目标管理。他表示，医疗领域浪费的资源要缩减下来投入到社区，对社区医生要实行有收入、有地位、有职业发展前途的强激励，以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将公卫和医保的资金合起来，前提是要把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做好。

仇雨临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指出，“三医”协同是一个具有较大难度的问题，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完成该课题有两种立场：一是覆盖与“医”相关的宏大医疗卫生制度语境，需要将“医”、“保”、“药”分别谈清楚再探究三者间的协同问题；二是从医保的角度出发，但如何选择课题的切入角度需要进一步斟酌。她认为，对“三医”协同理论逻辑的讨论要明确“三医”协同是三者围绕患者治疗乃至群众健康展开，要承认三者有共同目标与各自的诉求，要以合作博弈实现整体目标最大化。“三医”中医疗是根本，医药是基础，医保是支撑。她还认为，“三医”协同的路径需要回归理论逻辑出发点，“三医”协同中医疗改革尚未到位，医疗服务体系理顺、调整医疗资源配置是根本问题；医保改革需对接医疗、医药，购买价值医疗产品；医药改革要从大健康及国家战略发展出发对创新药给予较大的支持。在“三医”各自的改革完善路径外，以健康为目标寻找利益诉求结合点，通过机制设计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邓微发言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原副校长邓微指出，过去医保改革措施的关键点之一是对“三医”关系处理、利益分割、协调发展机制的探索，但也要关注到三者间目标的异同点。她还指出，“三医”协调发展的研究应抓住以下三方面：一是要立足于基本国情；二是要围绕医疗进行改革，并指出当前的医疗资源供给“倒三角”现象是医保与医疗医药不协同的集中体现；三是要切实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督。她强调，如何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满足医疗和医药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国武发言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国武指出，“三医”协同发展治理首先要明确在“三医”协同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人民健康”指“人民健康需求”还是“人民健康需要”。健康是无法直接比较和精准测量的，但明确需求和需要可以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他表示，三医协同需要找出动力机制，推进过程中要求同存异，明确各方共同利益。动力机制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应包含使命责任。他建议，要关注实现三医协同的方法和途径。目前三医领域中存在非专业人员监督专业人员、为解决制度缺陷反使制度复杂化等问题，要建立清晰、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推进三医协同。

翟绍果发言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翟绍果指出，“三医”协同发展治理在于“三医”内部要素如何整合、“三医”之间如何优化互补、“三医”之外的治理体系如何协同。他表示，“三医”内部要素整合确实是各负其责、各行其道，但均试图以损害参保者利益为代价放大自身的权利或资源，应思考如何在各自轨道上实现理性、审慎的发展。“三医”之间的协同最终是要站在整个健康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改革如何推进。他认为，健康预防基金的支出能够降低医保花费，整体上基金综合效能就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但具体方案还要继续思考。健康预防基金这类板块化设计可作为突破体制约束的工具。他强调，新的医疗技术发展可能在未来引致医疗体系与医药体系的重大变化，为真正尽可能提升个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能力提供可能。“三医”协同最终还是要归回到人民群众的健康能力提升上，落脚到健康行动方面可能需要自下而上的基层智慧、公平配置的资源、可及的健康服务以及体系化的健康网络。

吴庆艳发言

  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吴庆艳指出，“三医”协同中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在于“三医”本身主体间的不对等。在协同推进过程中，需要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来完成各自职责。她表示，从医保改革的角度出发，核心是要抓住基金平衡导向，明确保基本的医保制度目标、取得治理各部门间的共识、补基层的医疗卫生资源缺口。她强调，卫健的核心是规范医疗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医疗方面的收入，但也可通过医保补偿进行优化；同时各个部门应做好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在部门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整体的协调推进。

何文炯作总结发言

  我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要以回顾三医改革、三医协同的历史沿革为基础，通过梳理过程，发现主要问题，找出关键点并分析原因。他认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困难、民营医院倒闭现象频发等诸多问题与三医协同机制设计不完善、民营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不足关系密切，要深入研究原因、明确思路，把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重点。他强调，各方主体的诉求差异也是研究的重点，需协调各方诉求，建立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激励机制，为推进三医协同发展作出贡献。

课题组作者会议现场

  同一天，课题组成员还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了将“三医协同”作为第六部医疗保障蓝皮书主题以及工作推进部署。课题组核心成员、医疗保障蓝皮书编辑部主任华颖主持会议并介绍了第六部医疗保障蓝皮书的基本框架。郑功成、何文炯、严娟、邓微、王琬、翟绍果、范阳东、吴庆艳、黄国武、赵明月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了第六部医疗保障蓝皮书的整体结构及作者任务分工，明确了每个报告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及研究思路，明确了推进时间表和工作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