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8日下午，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日本社会政策学会、韩国社会政策学会、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在圆满完成会议议程后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顺利闭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含港澳）、日、韩、德、法、比等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中央大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社会法研究所等9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等的14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论坛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9月7日上午召开论坛开幕式及主题发言，消息己另发。
9月7日下午及9月8日，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平行举行养老金、医疗保障、贫困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等多个分论坛及青年论坛和亚欧对话会，来自各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养老金分论坛第一单元，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日本障害者协议会政策委员矶野博、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分别作了报告。中国中山大学曾燕教授主持本单元，中国台湾大学副教授洪伊真做了点评。
养老金分论坛会场
曾燕主持，金渊明、矶野博、杨俊依次作报告，洪伊真点评（从左至右）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作了题为“韩国养老金改革的‘公论化’理解：政策决策的新模式？”的报告。他介绍了韩国多层次年金制度，并重点分析其中的两个核心争论与对应改革方向：一是收入保障论，即主张加强收入保障、提高国民年金的缴费率和替代率、将基础年金维持在70%的覆盖面；二是财政安全论，即重视资金可持续性、主张降低国民年金的替代率并提高缴费率、限制基础年金的受益范围。他指出，韩国年金改革依次走过政府主导、社会合意方式主导、议会主导的几个阶段，如今正在走向议会主导+公论化。2022年尹锡悦政府设立“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选定了七个主要议题并向500名代表性公民进行详细宣传，在确保参与者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对其关于年金改革的观点进行三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最后一次调查中，公众对增强收入保障的偏好高于对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偏好；从第一次到第三次调查，随着辩论（审议）过程中提供信息的增多，公众对“收入保障论”的支持度也越来越高。他认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给国民学习年金改革相关知识等做法可以让公众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准确传递民意。
日本障害者协议会政策委员矶野博作了“残疾人政策中残疾评定的趋势——聚焦残疾人年金”的报告。通过多数据来源对比中日两国的残疾人数量，他指出，两国的障害认定标准都在从“医学模式”转向“社会模式”，即增加了关于残疾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的限制和约束的考察。他认为，日本障害年金的障害评定标准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残疾为衰老的早期表现并将其制度化，这体现在障害基础年金二级的领取金额与老年基础年金相同上；二是现行的障害年金一级、二级的障害评定标准仅是根据生理上的能力减损（一次能力障碍），而非结合职业康复等来综合评估是否缺乏谋生能力（二次能力障碍）。评定标准的不合理导致近年来障害年金的申诉数量增加且占年金申诉总数比重较大。未来，日本障害年金还面临以下挑战和课题：如何看待障害年金的目的，即是以根据医学标准的医学模式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的社会模式来设计障害评定标准；障害年金与其他残疾人政策的关系；障害年金的多种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作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的将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遵循。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特点切入，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对更大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的现代化，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在定量评估部分，他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乡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据建立精算模型，预测了到2070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情况。结果发现，到2030年前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收支平衡，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到2035年精算结余率小于零，同时年度收支测算中预计2035年后累计基金结余将用尽；到2070年，精算赤字率将提升到12.9%。他建议，从提升征管效率、延迟退休、合理控制养老金支出三方面进行改革设计，以“组合拳”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确保50年期（2020—207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在养老金分论坛第二单元，中国厦门大学教授高和荣（由厦门大学副教授周鼒代为宣读）、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南灿燮（由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代为宣读）、中国澳门大学助理教授陈建新先后发表演讲。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金成垣主持本单元，中国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做了点评。
金成垣主持，周鼒、金渊明、陈建新依次作报告，席恒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厦门大学教授高和荣（由厦门大学副教授周鼒代为宣读）作了题为“家庭养老中子女的阶层地位与养老支持”的报告。他指出，在中国赡养老人不仅为法律所规定，更为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所涵融，兼具法理和情理双重认同，赡养老人已转变为促进和睦的社会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日益加剧下，子代赡养行为对老年人安享晚年、提升其福祉水平意义重大。基于2017年CGSS数据分析，他研究了阶层地位对个体赡养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的阶层地位与赡养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赡养行为更为积极。其中，客观阶层地位方面，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会更重视对父母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职业地位较高的个体对于父母经济支持则更为频繁，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更能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从主观指标来看，阶层地位自我感知高的个体对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需求满足提供支持更为频繁。他强调，应促进教育公平、拓宽职业上升空间、提高个体收入水平及获得感，推动个体积极赡养老人，实现老有所养乃至老有颐养。
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南灿燮（由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代为宣读）作了题为“养老金改革公开辩论结果对养老金改革的影响”的报告。他首先从概念界定、时代背景、实施流程依次介绍了韩国关于养老金改革公开辩论的基本情况，并讨论了其中涉及的主要议程问题。其次，他分析了此次公开辩论的主要结果：一是相较于财政稳定计划，增加保障的措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二是公民代表对一系列促进代际团结的措施表示了强烈支持；三是无论受访者的特征如何，其对扩大覆盖范围的支持度大体持平。他强调，应该认清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是“人”，而不是资金。从加强公共退休收入保障、代际团结、全社会共同努力等角度出发，尊重养老金改革的公开辩论结果。
中国澳门大学助理教授陈建新作了题为“澳门央积金制度的最新发展”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澳门特区政府的双层式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即作为第一支柱的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的养老金制度（SSF）和作为第二支柱的央积金制度（CPF）。其次，他基于2021—2023年澳门立法会议员的质询文本分析和澳门六大报纸的共词分析，总结了当前央积金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是主要来源于预算盈余的财政注资制度不够稳定，有待完善；二是央积金由非强制变成强制，给中小企业带来了额外的营运困难；三是银发经济作为大健康产业的主要部分，非常重要；四是内地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得发展老年服务非常有必要。最后，他建议，未来应加大推广力度，对澳门居民强化央积金的制度说明；完善央积金网上平台，关注各项社会保障政务服务的整合；基于区域一体化战略，考虑澳门福利于内地的可移植性，研究区域保障体系整合。
在养老金分论坛中，各位学者围绕各国养老金改革中最新的现实与理论议题进行了精彩展示和热烈讨论，分享之中获益颇多，分论坛在友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在医疗保障分论坛第一单元，日本福祉大学教授李忻、中国广西医科大学副教授彭宅文、韩国中央大学硕士生李在貞分别作了报告。韩国首尔神学大学教授白仙姬主持本单元，中国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马颖颖做了点评。
医疗保障分论坛会场
白仙姬主持，李忻、彭宅文、李在貞依次作报告，马颖颖点评（从左至右）
日本福祉大学教授李忻在题为“关于日本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的集资机制的研究”的报告中分析了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运行的财政资集资机制及其特点，以及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的效果和挑战。她指出，该制度覆盖75岁及以上人口约1890万，年度财政规模庞大，达18.4万亿日元。其中，患者自付部分仅占8.15%，其余主要由劳动适龄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库及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她进一步指出，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与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样，都是由劳动人口的财政资源支持的，起到了将劳动人口的收入重新分配给老年人口的作用。然而，这也给劳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成为日本医疗制度改革中的一大争议点。
中国广西医科大学副教授彭宅文在题为“央地关系、部门利益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的政策范式转移”的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开始了由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模式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模式的转型。他指出，2003年以来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扭转了过去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不再以配合经济发展为目标，而以患者医疗费用风险保护与居民健康水平改善为出发点。他接着指出，中国的地方治理是围绕政治集权和经济（财政）分权的主轴而展开，这进一步地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消极对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扩面，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性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以及地方政府因照顾本地医药产业发展而扭曲医疗卫生体系管制。他进一步指出，随着政府行政管制向社会主导、集体协商转变，位居关键管控环节、掌握行政管制权力与资源的行政部门，以及受益于这种行政管制方式的医疗服务递送者将积极利用其政治机会、行政资源，以及市场资源维护旧的管制机制。
韩国中央大学硕士生李在貞在题为“数字化时代照顾的商品化:对韩国居家照护平台的批判性考察”的报告中指出，在韩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居家照护平台为追求更多的利润，正在引进并利用新的数字转换技术并推动了照护服务的商品化。她接着指出，韩国居家照护平台企业为满足投资者的要求，通过采用推进扩大疗养保护师和使用者数量、中心连锁扩大品牌信赖度等举措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金融化战略，以及通过规模经济减少运营利润的商业化战略。她进一步指出，韩国金融化战略和商业化战略的引入会弱化长期护理服务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的弱化有可能在服务质量和劳动者的稳定性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在医疗保障分论坛第二单元，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研究院副研究员PARK Koeun、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关博、日本独协大学副教授尾玉刚士分别作了报告。中国广州医科大学教授范阳东主持本单元，日本长崎大学教授盖若琰做了点评。
范阳东主持，PARK Koeun、关博、尾玉剛士依次作报告，盖若琰点评（从左至右）
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研究院副研究员PARK Koeun在题为“应对工作形态变化的健康保险课题”的报告中指出，韩国的健康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已发展为覆盖全民的统一制度。该制度以雇佣关系为基础，将传统的工资劳动者及其雇主归为职场参保者，而将其他非典型劳动者或个体经营者划分为地区参保者，两者适用不同的健康保险费征收体系。他接着指出，韩国职场参保者的保险费基于个人收入征收，而地区参保者保险费则是根据个人收入、财产以及基于家庭成员的综合收入进行计算。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对这种双重征收体系问题的认识，韩国于2017年逐步实施了以收入为中心的公平征收体系改革，但职场与地区参保者之间在征收范围（如财产保险费）和被扶养人资格认定等方面仍存在差异，即职场参保者的保险费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一半，而地区参保者则需个人全额承担。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标准雇佣关系的解体和技术革新，雇佣关系变得多样化，在健康保险中为这些劳动者适用何种资格和保险费征收方式将是未来的重要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关博在题为“区域协同发展视角下的全民医保体系：政策内涵与改革路径”的报告中指出，基本医保的区域协同发展，是在跨统筹单位区域间构建统一的政策框架，强化规划协同、服务体系协作及服务资源的全面共享，优化医疗保障供给模式，进而推动医保政策统筹程度明显提升、服务能力进一步集成和服务效率进一步改善。他接着提出了中国医保区域协同发展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区域协同顶层设计；二是均等参保还没有完全破题；三是制度公平统一有待清晰；四是在经办管理和服务上还有明显壁垒。他进而提出了深入推进医保区域协同发展的改革思路：一是在重大区域协同战略中突出医保协同；二是保障公平参保权益；三是提高医保统筹管理质量；四是完善医保异地就医经办政策。
日本独协大学副教授尾玉剛士在题为“日本生育治疗的成本负担”的报告中，深入剖析了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如何逐步覆盖不孕不育治疗，以及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与挑战。他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子化一直是日本的一个政策问题。与此同时，不孕不育治疗的需求和因不孕不育治疗而出生的孩子数量却在增加。尽管如此，长期以来，日本不孕不育治疗并未纳入公共医疗保险范畴，高昂的医疗费用成为患者难以承受之重。他接着指出，日本政府于2004年推出的“特定生育治疗补贴计划”标志着向解决这一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该计划为包括体外受精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在内的昂贵辅助生殖技术提供了公共资助，由国家和地方当局共同承担费用。起初，补贴金额虽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不断扩展，涵盖的生育治疗项目逐年增加。他进一步指出，2020年日本政府做出了紧急决策，将不孕不育治疗全面纳入公共医疗保险体系。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使得更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治疗费用。
在医疗保障论坛中，与会学者就医疗保障体系、生育保障政策等核心议题，深入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独到见解，为与会者带来了深刻的启发与宝贵的收获。
亚欧对话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阶段进行，此次亚欧对话会的主题为“全球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半场亚欧对话会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全主持，下半场亚欧对话会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赛巧主持。
亚欧对话会会场
亚欧对话会开幕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发表致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处长乌沙，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社会政策与社会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贝克尔，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弗朗西斯·凯斯勒，以及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国际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比雅·坎蒂隆相继作了发言。在亚欧对话会下半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镇目真人，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高级公务员、前中央员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施密特，以及中国台湾大学副教授洪伊真分别作了发言。最后，与会嘉宾针对会议主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郑功成致辞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致辞中指出，社会保障不仅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因为它实现了社会共享，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平等。在讨论全球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宏大议题时，欧洲与亚洲应当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因为在现代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无疑是先行者，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更代表着当今世界的最高福利水准，而亚洲国家则是人口最多的后发地区，从日本最先工业化到韩国实现工业化再到中国全面快速奔向现代化，展示的是亚洲地区的发展活力与前景。本次会议就是要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相互启发，进而在相互借鉴中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发展。他表示，希望大家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发表高见。
鲁全主持，乌沙、贝克尔、凯斯勒、坎蒂隆依次发言（从左至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处长乌沙发表了题为“Child Sensitive Social Protection to Address the Demographic Shift”的发言。她指出，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仍有一部分儿童面临难以获得优质服务的困境，地区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人口和经济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加强教育投资和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等。社会保障被视为提升儿童福利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减少童工现象和增强社会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促进中国儿童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开展了多项行动。她强调，未来需要建立一个以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为核心的综合且全面的系统，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公平获得优质的社会服务。
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社会政策与社会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贝克尔发表了题为“German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的发言。他指出，德国自1994年起分阶段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核心在于根据个体的护理等级提供包括现金补助与实物服务在内的多种福利。近年来，德国对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具体表现为将原有的四级护理需求等级体系扩展至五级，同时引入了动态调整机制。财务方面，制度在原有的缴费体系基础上，逐步引入税收资金的支持。尽管如此，制度的可持续性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德国正在探索增加税收投入、优化福利分配及提升护理人员待遇等策略。他表示，中国在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时，可借鉴德国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弗朗西斯·凯斯勒发表了题为“Some thoughts on soci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a French prospective”的报告。他指出，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随着现代经济中非传统就业形式的增长，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可能导致老年贫困问题的加剧。为此，接下来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深入反思和改革，在教育中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识，并在服务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创新性的筹资模式构想，例如对机器、平台和数据征税，以此拓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最后，他展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呼吁将其视为国家核心职能的一部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社会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国际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比雅·坎蒂隆发表了题为“At what level Social Security should be organized? Lessons from the EU (and the US)”的发言。她指出，与美国在联邦层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欧盟基于辅助性原则，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政策中，欧盟扮演了社会权利的守护者、支持者和指导者等多重角色，然而，欧盟内部成员国在经济、历史及制度层面的显著差异制约了这些角色的充分发挥。21世纪以来，欧盟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协调机制，促进了劳动者权利的跨国携带，维护了欧洲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欧元区的建立、欧盟东扩、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欧盟不断调整其社会政策以加强成员国间的社会政策协调，采取了包括欧洲内部最低工资指令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赛巧主持，周弘、镇目真人、崔荣骏、施密特、洪伊真依次发言（从左至右）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委员周弘发表了题为“Flexicurity: Toward Rebalanc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的发言。她指出，灵活就业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欧洲，21世纪20年代，中国系统性的引入了这一概念。中国与欧洲在灵活就业领域中均面临在高效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与高满意度、高社会支出的社会体系间寻求平衡的共同挑战。对此，她提出了五项对策建议：一是推动社会、立法、金融及公共政策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辅以适当补贴政策，并借助信息系统现代化等策略，为灵活就业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三是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特别是在健康与教育领域；四是重新定义灵活就业的概念，并基于此建立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五是将“个人账户”制度视为向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过渡的形式。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镇目真人发表了题为“The Strategy for Reforming Pension Systems in Japan: Focus on the 2025 Reform”的发言。他指出，在制定可能引发争议的养老金改革政策时，往往需要预设改革可能会带来的最坏后果以避免重大损失。若旨在提升基本养老金水平，那么日本2025年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不可避免的将加重公众的缴费负担。展望未来，他提出了三大核心挑战：一是促进并保障老年人的体面就业机会以增加其收入；二是建立覆盖全民的最低养老金保障体系以保障每位公民的权益；三是设计并实施更为灵活的养老金制度以适应多样的需求。他强调，为实现养老金可持续性与充足性的双重目标，接下来的改革必须考虑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及社会风险变迁的新趋势，推动政策制定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转变，优先考虑那些虽短期内成本较高，但长远来看能显著减轻财政压力、增强制度韧性的政策措施。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发表了题为“Who Accepts Health Inequality More? From Grievance Theory to Policy Feedback Theory in OECD Countries(1999-2019)”的发言。他指出，1999年至2019年间OECD国家的公众对医疗不平等态度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医疗体系不平等程度较高且公共医疗支出较低的国家，公众普遍对富人通过经济优势获得更优质医疗服务的医疗特权化现象感到不满，但随着医疗不平等的固化，反对声音有所减弱，相反，在医疗体系较为平等、公共医疗支出更高的国家，公众对这种不平等的抵触情绪有所增强。这一发现表明，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影响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因此，未来在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政策对公众态度的潜在影响与长期塑造作用，努力构建一个既能减少医疗不平等，又能引导积极的政策和制度形成的环境。
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高级公务员、前中央员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施密特发表了题为“Challenges for the pension insurance in Germany”的发言。他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是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着覆盖率不足和支付压力增大等挑战。为此，德国采取了提高缴费率、优化储备金使用以及调整养老金领取年龄等措施，通过加强社会融合和增强女性社会保障，鼓励生育并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同时，德国也在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模式，为自雇人士和平台经济工作者提供保障。未来，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和灵活化趋势，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积极推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并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中国台湾大学副教授洪伊真发表了题为“Childcare services use and familie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evitable Matthew effects? Insights from England and South Korea before the pandemic”的发言。她指出，公众普遍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更容易获得儿童托育服务和资源。通过分析2015年和2018年英国和韩国在在疫情爆发前使用公共和私营托育设施以及接受正式和非正式亲属照料的数据，她发现，在英国，高收入父母显著提高了儿童使用托育服务的可能性；而在韩国，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儿童托育服务使用的影响较小。此外，两国的数据均显示，家庭收入水平与儿童养育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富裕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昂贵的服务。她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充分利用监管力量，减轻公共儿童托育服务使用中的市场效应扭曲，确保儿童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认知发展机会与资源。
与会嘉宾围绕亚欧对话会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
在贫困与救助分论坛中，韩国成均馆大学校教授洪坰駿、中国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日本长崎大学教授蓋若琰先后发表演讲。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教授朱珉主持本论坛，韩国国立顺天大学讲师张恩晶做了点评。
贫困与救助分论坛会场
朱珉主持，洪坰骏、张浩淼、盖若琰依次作报告，张恩晶点评（从左至右）
韩国成均馆大学校教授洪坰骏作了题为“老人家庭的收入分配变化分析: 资源共享指数的应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一种共享指数概念，旨在突破传统家庭定义——即由一人或多人共同居住、共同承担生计的单元。他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这一共享指数与基于传统家庭概念的所得分配指标之间的差异。他在报告中的结论表明，共享指数可以显著改变所得分配指标。特别是将这一指数应用于父母家庭的收入分析时，他发现，随着共享指数的提升，父母家庭的所得分配状况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改善。他还指出，当采用这一替代性的家庭概念进行分析时，贫困状况的评估指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给予贫困群体更高权重的所得分配指标体系中，贫困指数的改善率更为突出，这一发现证明了共享指数在精准识别与缓解贫困问题上的潜力。
中国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在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统筹防止返贫和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逻辑因应与实现路径”的报告中认为，统筹防止返贫和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是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织密民生兜底安全网的关键之举，对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她指出，在整体性治理的视角下，构建了“主体——资源——功能”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分析出中国两项政策统筹工作还面临以下挑战：一是主体协同有待加强，二是信息资源仍待融合，三是功能整合尚需重视。她接着提出了这两项政策统筹工作的实现路径：一是建立完善帮扶主体协同机制，二是促进帮扶信息资源的共享与融合，三是推进帮扶政策的分类优化和功能整合，四是实现基层工作力量的整合，五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日本长崎大学教授盖若琰在题为“日本的贫困与救助”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贫困与社会保障对于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她特别强调，为了防止医疗费用成为贫困的催化剂，进而引发恶性循环，实施全民健康覆盖（UHC）策略至关重要。她指出，日本高额医疗费用制度作为国民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在于显著减轻了民众因医疗支出而承受的经济压力。这一制度模式被视为有效阻断医疗费用与贫困之间恶性循环的典范，对其他国家具有的借鉴意义。她进一步指出，UHC的成功实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根据各国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制度设计。同时，她还提及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在推进UHC过程中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必须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以缩小医疗服务获取的地域差距，确保全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在聚焦于“贫困与救助”的专题平行论坛上，各位专家围绕儿童贫困与老年人贫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不仅加深了对贫困问题复杂性的理解，也激发了更多关于如何有效实施救助措施、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的思考。
综合分论坛现场
金渊明主持，沈洁、张恩晶、石琤依次作报告，阿部诚点评（从左至右）
在综合平行论坛中，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沈洁、韩国国立顺天大学讲师张恩晶、岭南大学助理教授石琤先后发表演讲。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渊明主持本论坛，日本大分名誉教授阿部诚做了点评。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沈洁在题为“应对人口急减时代的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日本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经验与局限”的报告探讨了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模式，以应对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她指出，该模式已逐步进入政策实施阶段，旨在打破传统代际支持观念，实现全世代互助。2024年日本政府修订相关法律，引入“儿童?育儿援助金”制度，将0-18岁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纳入社会保障范畴，标志着全世代型社会保障的具体实践。她接着指出，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是实现全世代型社会保障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垂直与水平性转移机制，旨在均衡代际与同龄间的经济负担，确保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这一模式不仅缓解了中老年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提升了年轻一代的社会保障参与度，为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韩国国立顺天大学讲师张恩晶在题为“作为位置性资源的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福利体制的调节效应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教育作为一种位置性资源，在相同学历背景下，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仍需面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激烈竞争。她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效果显著程度高度依赖于各国的福利体制类型。在社会保护体系较为薄弱的国家（如奉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高等教育扩展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相反，在那些拥有强大社会保护基础的国家（如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国家），高等教育扩展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则更为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教育机会的扩展并不单纯是传统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替代品，而是与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促进社会公平与平等的多维策略。因此，她呼吁政策制定者在设计高等教育政策和福利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以更有效地应对收入不平等挑战。
中国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石琤在题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障制度差异与制度融合：以香港长者跨境养老为例”的报告中指出，香港和内地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上差异，这些差异加剧了携带社会福利跨境的困难。她接着指出，跨境福利不可携也是在内地养老的香港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障碍，这些老年人面临着“香港福利带不过去，内地福利没有资格”的困境。她还进一步阐述了内地与香港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差异。内地的福利体系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辅以社会救助和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制度的享受往往与个人的参保缴费记录、户籍及收入水平紧密相关。而香港的社会福利体系则主要建立在税收基础之上，为老年人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公共医疗和养老服务，体现了高度的普惠性。这就决定了两地社会保障制度的融合以及福利的可携带性直接影响跨境养老的安排和可行性。
在综合平行论坛上，各位专家围绕代际矛盾、教育效应、跨境福利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同与会者展开了充分而自由的讨论。
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分论坛第一单元，中国香港恒生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莫家豪，韩国首尔神学大学教授白仙姬，日本同志社大学副教授郭芳分别作了报告。中国南京大学教授童星主持本单元，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副教授关水彻平做了点评。
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分论坛会场
童星主持，莫家豪、白仙姬、郭芳依次作报告，关水彻平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香港恒生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莫家豪在题为“迈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护理：香港经验”的报告中指出，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提供高质量综合护理服务、构建可持续且满足本地需求的护理体系极为迫切。他表示众多学者已证实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系统影响深远，且强调了社区护理在缓解医院压力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上的重要性。他指出，面对多样化老年群体和生活模式，现有研究在护理服务个性化、跨专业团队协作以及文化适应性等方面仍有不足。他以香港为案例，深入探讨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经验。他认为香港社区综合护理模式成效显著，能满足多样化护理需求、提高服务可及性与降低医疗成本。他表示香港的成功经验彰显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专业服务的关键作用，并凸显了在生产主义福利模式中平衡“选择-效率-经济”的重要性。针对香港社区护理的未来发展，他提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多方合作和提高服务质量等建议，并且呼吁更多地区探索适合本地的社区综合护理模式。
韩国首尔神学大学教授白仙姬在题为“韩国社会服务政策的动向与批判性审查”的报告中介绍了韩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服务政策的意义与动向，并重点对文在寅政府和尹锡悦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进行批判性审查。她表示2013年韩国《社会保障基本法》修订后，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了转变，其中社会服务可在多领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并提高生活质量，国家责任在社会保障领域与方式上的体现更加多样。她指出文在寅政府不仅扩大了社会服务政策的范畴，还通过建立社会服务院强化了公共性。她表示“首尔市社会服务院”关闭措施虽由首尔市推动，但与尹锡悦政府政策方向相符，考虑到对其他地方自治体的影响，故而意义重大。最后，她总结了韩国社会保障发展的过程特征，并通过对尹锡悦政府社会服务政策的批判性审查，分析韩国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困境。
日本同志社大学副教授郭芳在题为“中国养老服务供给中‘日式养老’的有效性”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政府与日本内阁的推动下，2010年起日本养老企业进入中国养老市场，开始提供“日式养老”服务。她表示当前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仍主要依靠中国国内的服务供给，但对于未解决问题，若“日式养老”能满足需求，就能确认其在中国推广的有效性。她介绍了中国养老服务供给的现状与挑战，目前中国不同阶层老年人均能享受到部分服务，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普及，但仍面临如服务定价负担、专业人员供给、护理服务供给、护理质量提升等挑战。从供给现状上看，进入中国市场的“日式养老”服务正在应对这些挑战、弥补部分国内供给的不足。她表示，中国养老服务多针对自理能力强的老年人，而日本养老企业注重照护自理能力低的老年人。且由于中国国内外许多民营企业都将中国的富裕阶层老年人作为目标，因此日本的养老企业能否在中国拓展到中等收入阶层，并为自理能力较低的老年人提供负担得起的服务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分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刘晓梅、日本东京福祉大学教授金贞任、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生丁润渶分别作了报告。韩国中央大学教授崔荣主持本单元，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做了点评。
崔荣主持，刘晓梅、金贞任、丁润渶依次作报告，丁建定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刘晓梅在题为“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主题、演进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既是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发展路径。以政策创新实现老年人全面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深入了解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的实际情况，明晰政策方向与实践路径，更要明确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的理论内涵和框架体系，做出前瞻性工作部署与政策改革。她指出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正处在窗口期，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正当其时。她利用特定分析方法研判中国央地政策发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央地政策发展方向趋同，但地方在部分政策力度有待提高，且央地在老年人口就业和健康预防方面有欠缺；二是中央政策保障内容有发展趋势，更强调各主体差异化、互补性服务；三是地方政策阶段性特征不显著，各地区政策有各自强调的特色词；四是地方政策主题的稳定性与成熟度相较中央一般，各区域情况不同，发展策略也不同。她认为，通过这些分析能把握政策发力点，推动养老事业发展。中国老年人口健康促进政策常处于“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思路，对“能力强而稳定阶段”强化措施少，而“健康促进”预防方式应是探索“治本”政策的出发点。
日本东京福祉大学教授金貞任在题为“家庭照护者对预防照护计划ACP的认知程度及其相关因素”的报告中指出，2019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表明男女在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存在差距，女性晚年可能更需照护，且随着“7090”现象（即70岁以上的子女负责照料90岁以上的父母）的出现，高龄子女医疗照护决策复杂性与风险性增加。厚生劳动省虽推广ACP（预立照护计划）宣传活动，但公众认知程度仍低，从社会福祉视角探讨ACP的研究有限。她通过对日本65岁以上经照护需求认定的老年人的同居家庭成员的调查，探讨家庭照护者对ACP的认知程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照护者对ACP认知比例为14.8%，老年人照护需求等级、男性照护者、年龄较高群体与ACP认知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照护者高学历和经济状况与ACP认知度有显著负向关系。她认为，当老年人意愿难确认时，为尊重其自主选择和提升ACP认知程度，基于家庭照护者基本特征和社会阶层制定政策很有必要。
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生丁润渶在题为“雇佣服务优秀机构认证制比较研究：以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雇佣服务优秀机构认证制是把公共服务领域分配到民间，对提供优质服务的民间机构进行认证的制度。此制度自2008年在韩国实施，围绕其有效性和产生的影响已展开诸多讨论。她表示，随着劳动力市场相关服务领域的复杂多样化，该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国家需管理制度供给过程来确保服务质量。同时在制度运营过程中，国家不仅要制定和改进评估标准，还应为认证的民间机构提供优惠政策，这需要政策努力和社会支持。她提出，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有类似制度，通过对这三个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该认证制作为社会服务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她认为，对不同国家的雇佣服务优秀机构认证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能够为各国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各国在劳动力市场服务领域的优化与进步。
在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围绕报告观点展开充分探讨，令人受益匪浅。
在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论坛第一单元，中国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室长别府志海、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柳雅悬分别作了报告。中国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主持本单元，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小岛克久做了点评。
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分论坛会场
关信平主持，翟绍果、别府志海、柳雅悬依次作报告，小岛克久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在题为“适应社会流动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新变革”的报告中指出，为适应结构丰富、流向多元和升级转型的流动人口趋势，需要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新变革，通过强化医疗保障制度跨域协同，解决流动个体异地就医的难题。同时，还需正视个人参保地与就医地的保障错配、异地就医基金责任与监管责任分离、整体收支平衡与局部收支压力并存及流动性转换中的医保权益真空等一系列挑战。为此，应基于“服务一体-制度衔接-权益共享”的思路，构建均等化医保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促进服务一体化，设定基于常住人口的参保资格，建立流动人口医保财政补贴机制，并探索全国医保风险调剂金制度，最终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医保权益。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室长别府志海在题为“以平均余命等价年龄计算老年人口：1970-2070年”的报告中指出，自1970年至2020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从69.31岁延长至81.58岁，女性的平均寿命由74.66岁提升至87.72岁，预计到2070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将分别延长至85.89岁和91.94岁。这一趋势促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老年人”的定义，部分学者建议将老年人的界定年龄上调至75岁，也有学者创新性的提出了基于平均剩余寿命的余命等价年龄的概念，来重新认识老龄化。相较于以65岁为标准的统计，采用余命等价年龄作为统计标准会使老年人占比降低，这为全面理解和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一个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视角。然而，该统计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如未能充分考量患病期延长以及男女在余命长度及其改善速度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等。
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柳雅悬在题为“性别平等与总生育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OECD成员国之间的比较”的报告中指出，性别不平等和生育率下降是本世纪各国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在对1980年至2017年间OECD的16个国家的纵向数据进行了散点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后，她发现性别平等水平和总生育率呈U型分布，生育率自1990年代起显现出回升趋势。1980年代，性别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家庭福利支出占比较高的国家，往往拥有较高的生育率。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性别平等、经济发达且家庭福利支出水平高的国家的生育率较高。因此，为提升生育率，实现性别平等，并建立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平衡，需同时推进“女性生命周期的男性化”与“男性生命周期的女性化”的理念，以此促进性别角色的平衡与互补。
在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论坛第二单元，日本东京大学助理教授税所真也、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高太恩、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分别作了报告。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洪坰骏主持本单元，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研究院副研究员PARK Koeun做了点评。
洪坰骏主持，税所真也、高太恩、陈斌依次作报告，PARK Koeun点评（从左至右）
日本东京大学助理教授税所真也在题为“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机制——通过成人意定监护制度提供的互助支持”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社区综合护理体系发展，旨在让老年人在保有尊严的前提下，能够在熟悉的社区中安享晚年。成人意定监护制度被视为推动此体系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表示，随着生活方式的个体化，社会成员对第三方意定监护人的需求日益增长。律师、社会福利士等持有国家资格的专业人士，以及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在提供成人监护服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制定成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收费标准时，应根据被监护人的经济状况和服务需求，从而制定差异化的收费标准。他的发现为研究成人意定监护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高太恩在题为“数字转型期不稳定劳动者的社会政策偏好：利用RTM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在运用多层分析模型对个人风险认知调查数据和国家福利政策数据进行分析后，她发现中低熟练度职业群体因面临较高的技术替代风险，更偏好补偿性和社会投资性政策，以应对潜在的收入损失；而高熟练度职业群体则更偏好社会投资政策，以促进个人发展。同时，国家的福利水平也显著影响着政策偏好，高福利国家的劳动者对补偿性政策的偏好较低，对社会投资性政策的偏好并未受到显著影响。此外，职业类型与福利水平间存在相互作用，中等熟练度的典型职业群体会更偏好补偿性政策，但高福利国家中的低熟练度的非典型职业群体则更偏好补偿性政策。这一发现揭示了在技术变革背景下，社会政策偏好形成的复杂机制。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数字化转型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报告中指出，数字化在改变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重塑了社会保障的发展理念。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方式，对基于稳定就业和明确劳资关系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同于欧美国家主要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的数字化，中国的数字化是超常规的数字化，不仅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劳动用工模式。他强调，未来社会保障制度需紧跟数字化步伐，通过引入消费税、数字税及社会保障税等创新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同时，社会保障治理亦需实现数字化转型，应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强化监管，积极应对平台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和数据垄断风险，确保数字红利惠及全民。
在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分论坛中，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围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人口老龄化、性别平等、新就业形态、数字化转型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在提问环节展开了更进一步的交流。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分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彭浩然、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包敏、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PARK Nari分别作了报告。中国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主持本单元，日本城西大学于洋教授做了点评。
林闽钢主持，彭浩然、包敏、PARK Nari依次作报告，于洋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彭浩然作了题为“共同富裕与企业创新：<社会保险法>实施的经验证据”的报告。他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我国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保险不仅对收入分配、共同富裕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生产效率。借助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这一自然实验，他考察了社会保险对劳动收入份额和企业创新的影响和关联机制。他发现，《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员工人均报酬增速，降低了企业劳动雇佣增长率，由于前者起主导作用，所以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企业的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均有所提高。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保险有助于企业创新”这一观点，并揭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能够激励员工，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可行路径。他指出，在上市公司中，加强劳动保护和促进企业创新并不矛盾。实践中或许更需关注中小企业的缴费负担，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保险改革如何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两大目标。
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包敏作了题为“日本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现状及治理措施”的报告。他指出，老年人数字鸿沟不仅在金钱、便利性方面减损了老年人的权益，还损害了其获得和活用信息的机会的平等性，从而成为扩大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他从互联网普及、ICT基础设施建设、ICT应用推进、数字数据应用阶段、构建数字社会几个阶段总结回顾了日本的数字化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结合日本内阁府于2023年7月实施的“关于应用信息通信设备的舆论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的现状。造成日本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原因包括无法理解使用方法、对数字技术使用不太关心、缺乏学习机会、担心信息泄露和诈骗等。最后，他介绍了日本政府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数字化目标，以及东京针对数字鸿沟的具体对策。
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PARK Nari作了题为“加班限制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引入“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积极外部效果”的报告。她基于“韩国劳动模型调查材料（KLIPS）”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韩国限制超时工作的“每周52个小时工作制”对男女工作时间差距以及两性间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一是韩国“每周52小时工作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男性劳动者的带薪超时工作、减少了男女性别之间劳动收入的差距。男女劳动者之间超时工作者的比率差从2012年的15.4%下降至2021年的3.9%，超时工作时间上的差距也从2012年的2.39小时降至2021年的0.79小时；二是“每周52小时工作制”将性别薪酬差距降低了12.7%。她建议，以上述结果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以工作时间为中心的变革型方式，减少从生产领域到再生产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同时有必要实施普遍性的收入保障政策，以预防因工作时间减少而导致的收入减少问题。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分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熠、日本大分大学名誉教授阿部诚、韩国中央大学硕士生李多惠先后发表演讲。日本立教大学教授菅沼隆主持本单元，韩国天主教大学教授白承浩做了点评。
菅沼隆主持，张熠、阿部诚、李多惠依次作报告，白承浩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熠作了题为“人力资本进步与社会保障改革”的报告。他指出，年轻世代持续的人力资本进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经济因素正在重塑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并深刻影响到中国的退休和劳动保障制度。历史上，韩国曾经历“汉江奇迹”这样的高人力资本增长队列效应的阶段，而当前中国代际人力资本进步的队列效应也极大。人力资本进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使得中国在赡养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了下一代对上一代赡养能力的稳定。因此，基于亚洲这种队列效应极大的特征，中国养老金改革应加大现收现付制以促进老年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此外，人力资本进步对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养老服务业高度依赖劳务时间投入，在人力资本进步时，养老服务体系成为一个“鲍莫尔成本病”部门。代际人力资本进步越快的经济体，老年人工资水平和购买力越低，而护理人员人工成本越高，抑制了对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
日本大分大学名誉教授阿部诚作了题为“就业支持政策的中韩日比较——发展导向和社会包容导向”的报告。在简要介绍日本当前的就业困难问题的基础上，他从社会包容导向和经济发展导向两个维度评估了中韩日三国的就业支持政策，其中社会包容导向是以应对广泛生活问题的咨询及支持为标准，通过就业来帮助失业者重建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导向则指面向劳动市场中一般就业的支持，谋求劳动市场中就业者的增加。他指出，中韩日三国的就业支持政策各有特征：一是中国曾有针对由国有企业改革等引起的雇佣和失业问题而重视生活保障机制的时期，但2000年后，应对经济增长率下行中的雇佣问题成为新需要，就业优先政策的核心从福祉转向了以经济增长为目的就业。二是韩国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自由主义型劳动市场政策，由此导致了大量日益显著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政府不得不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来应对，这表现出明显的从福祉到就业的雇佣中心主义。但这之中，由国民年金管理公团统一实施的劳动力评价中社会包容导向则较强。三是日本从经济成长期开始就采取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但其对就业困难者面临的各种生活问题认知薄弱，导致就业支持政策缺位，就业困难从雇佣问题逐渐转变为社会问题。2000年后，日本的就业支持政策在理念上社会包容导向强烈，但受限于自治体和运营组织等实施主体的能力，实践中社会包容导向未能得到充分运用。
韩国中央大学硕士生李多惠作了题为“艺术工作者模糊的失业状态和艺术工作者雇用保险的不合理性”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韩国艺术工作者的就业特性，以及韩国《艺术工作者雇佣保险特例法》的实施背景和现状。其次，通过对12个自由职业的艺术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她从工作经历、收入以及就业不稳定、对艺术工作者雇佣保险的认识、参保和被保险排斥的经历几个维度，界定了艺术工作者的典型就业形态和失业状态。她发现，第一，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报酬主要由知名度、市场竞争、评价、平台政策等决定，该薪酬体系极易引起收入的不稳定。此外，艺术工作者个人有限的交涉能力以及市场结构和工资收入下降等宏观因素也导致了收入的持续不稳定。第二，艺术工作者在决定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时，对雇主的从属性较高。这为雇主和艺术工作者共同承担艺术工作者雇佣保险提供了合理依据，也为今后艺术工作者参保工伤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提供了参考依据。第三，作为自由职业者，艺术工作者的失业不是收入与工作岗位同时丧失。存在有劳动但没有收入，或者用过去的劳动量但只能维持现在较少的收入，以及非因本人意愿而不可持续地获得收入等情况，这些都是艺术工作者模糊的失业状态。
在青年分论坛（英文）1&2第一单元，日本常叶大学副教授杉村豪一、韩国高丽大学研究员何妨容、中国常州大学教授黄冠分别作了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华颖主持本单元，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做了点评。
青年分论坛（英文）1&2会场
华颖主持，杉村豪一、何妨容、黄冠依次作报告，岳经纶点评（从左至右）
日本常叶大学副教授杉村豪一在题为“Diversity of Political Awareness about Welfare States”的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政治意识方面的多样性。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民意数据集，他识别了18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意识，并得出了重要结论。他指出，传统主义与熟悉主义是区分不同国家政治意识的关键维度。这些维度的形成与各国经济发展的时序密切相关：西欧和盎格鲁圈的早期发达国家倾向于后家族和非传统的地位，而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期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家族和传统的地位。此外，国家依赖型竞争力也是区分国家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中，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同时期待国家在缩小社会差距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现实发现，他构建了一个政治意识地图，展示了福利国家制度背后的不同政治意识，为理解福利国家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韩国高丽大学研究员何妨容在题为“Diversity in the LTCI Service Provision System in Asia: Focusing on the home care service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的报告中提出在老龄化加剧及金融挑战凸显的背景下，中日韩三个国家均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改革和发展其LTCI服务体系，亚洲地区长期护理保险（LTCI）服务提供体系的多样性。她指出，为有效满足老年人需求并提供用户中心的服务，必须考虑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谁拥有自由裁量权以及这种权力的范围。她发现，尽管中日韩三国都通过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应对养老问题，但由于其处于老龄化社会的不同阶段，其LTCI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日本关注护理管理者协调服务及LTCI服务基础设施的发展，并努力发展数字化护理管理以提高服务效率。韩国关注用户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协调的个性化责任设计，催生了服务中介平台的发展。中国由于缺乏健全的服务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法律框架，服务提供平台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现状。
中国常州大学教授黄冠在题为“Examining Social Security Evolu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Labor Relations”的报告中指出，在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社会规范变化的推动下，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动态从根本上塑造了社会保障框架。通过回顾劳动关系的转变，他发现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时代的社区家庭支持结构过渡到当下倡导更灵活包容的结构。他强调，为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并持续加强其适应性和包容性。
在青年分论坛（英文）第二单元，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小芳、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三好友良、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承熙分别作了报告。日本独协大学副教授尾玉刚士主持本单元，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做了点评。
尾玉刚士主持，吴小芳、三好友良、李承熙依次作报告，崔荣骏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小芳在题为“Automation, Welfare Segregation and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 Based on A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Work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23”的报告中指出，技术变革的主观风险感知与社会政策偏好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她表示，高学历、高收入、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支持技术投资政策而反对社会补偿政策。农民工和农业户口群体在感知到技术性失业风险时，更支持增加社会投资政策预算。她提出，户籍制度对自动风险感知与社会投资政策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中国城市户籍的“属地化”特征和社会福利的紧密关联可能导致外来人口对社会补偿政策的期望降低，而对技能培训等社会投资政策的需求增加。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三好友良在题为“Building a long-term care system in Thailand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Focusing on ageing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的报告中指出，泰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超过20%，同时生育率也在下降，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其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正式的LTC制度，以应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他指出，泰国的LTC系统发展与东亚较早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泰国的LTC制度以社区为基础，其中社区志愿者在提供护理服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次泰国政府通过引入LTC业务的许可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私人护理服务的发展。最后泰国的LTC制度更依赖通过社区志愿者和监管措施来促进私人护理服务，而不是通过社会保险费、税收和用户自付费用来融资。
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承熙在题为“The Effect of a Hip-Hop Focused Integrated Arts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on Adolescents’ Self-Esteem”的报告中指出，嘻哈教育学是一种将嘻哈创意元素真实、实用地融入教学的方法，通过教学并通过学生的现实和经历，邀请其与内容建立联系，触及学生内心的文化世界。以Hip-Hop为基础的综合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自尊，并在青少年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挑战的创造性反应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嘻哈音乐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在青年分论坛（英文）3&4第一单元，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朴亨彬、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吴昱杉、日本长崎国际大学助理教授余乾生分别作了报告。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主持本单元，中国中山大学副教授陈永杰做了点评。
青年分论坛（英文）3&4会场
崔荣骏主持，朴亨彬、吴昱杉、余乾生依次作报告，陈永杰点评（从左至右）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崔英、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朴亨彬（汇报人）在题为“A study on the mobility rights for disabled people us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报告中指出，通过使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视角研究韩国残疾人行动权的社会论述和媒体报道发现，大多数媒体和文章认同残疾人行动权的重要性和保障的必要性。但是，在预算分配和残疾人行动权保障集会的问题上，媒体的报道呈现出两极化现象。他表示，理解残疾人行动权的社会认知、媒体报道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媒体批评话语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可能存在的偏见和矛盾，但媒体话语可能塑造公众对残疾人行动权的认识和态度，并会影响残疾人权益的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进。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吴昱杉在题为“Evaluation of Integrated Care Model for Post-discharged High-risk Elderly Patients”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日益复杂的卫生保健需求，香港的卫生和社会保健系统正在重新配置服务，以更好为功能不佳和多发病的患者服务。她表示，通过实证研究评估综合护理管理（ICM）计划与香港老年患者出院后再入院、急诊科（ED）就诊、死亡率、住院时间和住院院舍的关系发现，ICM计划与医疗保健利用的减少、养老院制度化的减少和六个月内死亡率的降低有关。这表明综合设计的医疗和社会保健服务，以及针对高危患者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能对改善老年患者的健康结果有积极影响。
日本长崎国际大学助理教授余乾生在题为“Legal Challenges of Public LTC Insurance in Japan:Focusing on From ‘Safeguard’ to ‘Contract’”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公共长期护理保险（LTC）制度自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护理需求的重要社会保障措施。该制度的核心在于从传统的“保障”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个体选择和服务质量的“契约”模式。这意味着个人在需要长期护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由保险提供的多样化服务，而不是依赖于行政分配。他表示，日本LTC保险制度的改革特点包括加强政府监管、重视护理预防、鼓励居家养老和社区整合型护理服务的发展，这些改革旨在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并减轻财政负担。他认为，随着超高龄人口的增加和失智老人数量的上升，未来日本LTC保险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在财务结构、服务递送和监管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和改进。
在青年分论坛（英文）3&4第二单元，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雷悦橙、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副教授关水彻平、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KIM Seulki分别作了报告。中国中山大学副教授申梦晗主持本单元，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泽田由香利做了点评。
申梦晗主持，雷悦橙、关水彻平、KIM Seulki依次作报告，泽田由香利点评（从左至右）
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雷悦橙在题为“Response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Rate”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自2022年起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左右。国际经验表明，儿童福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和社会投资工具，可以在鼓励或刺激生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为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儿童福利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托育服务、教育和医疗福利、产假和生育友好的工作政策等。她表示，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并不充分，未来，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应进一步加快制度的整体性转型、提升福利制度的覆盖面与普惠性、加强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以及促进多元化服务供给与社会参与。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副教授关水彻平在题为 “Soc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sights from a Japan-Germany Study Using Vignettes of a Hikikomori Case”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隐蔽青年”（蛰居族）群体指在经济上长期依赖家庭成员的一类青年。传统研究往往将“隐蔽青年”视为个人心理问题，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与家庭依赖相关的孤立状态。他表示，日本“隐蔽青年”在社会保障选择上较为有限，通常只能选择离开家庭或依赖公共援助，但德国社会中的“隐蔽青年”可以通过其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获得更多社会福利支持。他强调，国际研究在探讨“隐蔽青年”问题时应多考虑其社会经济致因，综合考虑其依赖家庭、失业和社会孤立等多方面因素，并有针对地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生KIM Seulki 在题为“The Impact of Out-of-School Care Services on Women’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的报告中指出，韩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儿童照顾的政策，包括增加对儿童照顾设施的供给、减轻家庭因儿童照顾服务费用而产生的负担，以及提高儿童照顾服务的质量。计量结果表明，即使纳入当地的社会经济变量，小学课后照料供给与女性就业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关系。韩国的课后照料存在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匹配、家庭选择有限、社区儿童中心设置不合理、以及地区在服务提供上的不平等等问题。因此她提出，在公共课后照顾服务利用率低、小学课后照顾服务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韩国政府应通过建立额外的照顾设施，确保每个地区都有充足的服务供给。
在青年分论坛（英文）中，各位学者围绕福利国家、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残疾人权益保障、儿童福利等议题分享各自的研究内容，与会者积极参与，讨论热烈而充满活力。
在各分论坛进行完毕后，9月8日傍晚举行本届论坛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国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主持。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承润、日本常叶大学副教授杉村豪一、中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全先后代表本国学者做了总结发言。最后，第19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承办方代表、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就下一届论坛的召开做了说明，并向大家表达了欢迎之情。
中国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主持闭幕式
中央大学教授李承润发言
韩方代表、中央大学教授李承润指出，本次会议聚焦于全球社会保障领域的最新进展，深入剖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浪潮为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学者围绕着会议主题重点讨论了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保障、新就业形态以及福利观念转变等议题，分享并分析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案例。在此基础上，大家共同探讨了如何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并确立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验交流的有效路径。同时，此次会议邀请到了更多欧洲学者参与，为东亚社会保障问题的讨论注入了新的视角。她表示，本次论坛让与会者深刻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共同繁荣与实现公平再分配的重要性，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汇聚全球智慧，共同构建更加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常叶大学副教授杉村豪一发言
日本常叶大学副教授杉村豪一表示，他对此次举办会议的中方老师、学生志愿者、翻译人员们首先致以诚挚的谢意。此次论坛以开幕式和四位教授的主题发言开始，让人感受到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宏观趋势。在随后的分论坛中，各报告并非只停留在本国的现状上，而是从普遍性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在定位于自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或者进行了多个国家的比较并讨论理论意义。以往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多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导向，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偏重西方，而本次论坛向世界展示了亚洲观点，对于克服这种偏重有极大意义。他衷心祝愿论坛能持续举办、长盛不衰！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发言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在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闭幕式上发言。他首先代表郑功成会长对各国代表与申曙光教授带领的志愿者团队致谢。他表示，此次论坛有近10个国家和地区、9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指出，此次论坛的特点在论坛第一天的四个主旨演讲均有体现：中山大学申曙光教授的报告显示科技革命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保障面临新环境需对新议题开展新研究。韩国中央大学金教诚教授强调新自由主义对各国社会保障改革的负面影响，他提出各国社会保障学者应团结一致，以减轻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制度与人民福利的冲击。论坛日方发起者武川正吾教授回顾论坛历程并对年轻一代寄予希望，指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探索新机制与新策略。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克里斯蒂娜博士的报告使论坛主题更宏观系统。他还指出，亚欧对话环节的增设提高了本届论坛的国际化程度，今年是论坛创立的第20年，20年来，越来越多人通过这个论坛获益匪浅，他提议向论坛主要发起人郑功成教授、武川正吾教授、金渊明教授鼓掌，对相关团队致谢并期待明年相聚。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发言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荣骏代表第19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承办方发言。他诚挚地向全球学术界发出邀请，诚邀各国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学者跨越国界，齐聚韩国，共同探讨数字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发展的未来路径与策略。他表示，韩方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会议准备工作，搭建好这一社会保障领域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9月8日晚，依照自2005年首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确立并一直遵循的惯例，在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闭幕后，举行了隆重的联欢晚会，来自中、日、韩、德、法等国和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代表在活泼友好的热烈气氛中庆祝论坛圆满成功，并相约明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十九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再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