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4年7月25日，“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研究”合作项目启动暨企业慈善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蚂蚁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彭翼捷和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的专家学者及蚂蚁公益基金会、爱眼公益基金会等机构负责人20多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和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谢琼先后主持课题启动仪式和企业慈善发展座谈会。

郑功成讲话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彰显慈善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蚂蚁公益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中国特色企业慈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双方基于促进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共识而采取的有效行动，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具体行动。他进而指出，企业慈善不仅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构成了我国有组织慈善事业的主力军，特别是一些企业将可持续社会价值作为企业战略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的特质。蚂蚁公益基金会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自己的公益品牌建设，在推进绿色生态、女性发展、助老助残等公益方面做出了独具创意的重要贡献，展现了其在慈善公益领域的积极影响力，是值得肯定与高度评价的正确取向。他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并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拥有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企业慈善乃至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必定具有新的机遇，只要澄清认识误区、厘清发展理念、完善制度设计、激活内生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慈善就一定能够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彭翼捷讲话

  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蚂蚁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彭翼捷表示，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是蚂蚁公益基金会的荣幸，期待此次合作能为慈善事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创新贡献绵薄之力。她表示，蚂蚁集团自20年前创立支付宝以来，持续践行公益慈善理念，形成以下三点体会。第一，将慈善事业贯穿于企业整体发展进程。一家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达成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体创造，其产品和服务应立足于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企业慈善需久久为功，而非一日之功。长期以来，蚂蚁集团的公益慈善实践逐步形成了四大方向——绿色生态、女性发展、乡村振兴和数字化公益开放平台。截至2024年6月底，支付宝公益平台累计募集善款超80亿元、带动公众参与捐赠近48亿人次；蚂蚁集团2019年以来累计公益捐赠支出达35.1亿元。第三，企业探索公益慈善需充分结合自身优势与企业特色。蚂蚁集团的慈善活动特色在于充分发挥科技能力与平台能力。例如上线近8年的蚂蚁森林，目前已带动超过6.9亿公众参与绿色低碳实践。她表示，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能力动员公众参与，是外界对数字技术驱动的平台型企业的期待，也是蚂蚁集团发挥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研究”课题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方方向与会者介绍了此次课题研究的缘起、思路与愿景。她指出，当前我国企业慈善虽然蓬勃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困惑。企业慈善在快速扩张中亟需学术研究来提炼理论内涵、挖掘内在逻辑，并答疑解惑。她对课题的三大块内容进行了说明：第一，系统内查蚂蚁公益基金会推进企业慈善的过程经历，基于蚂蚁公益基金会的具体实践挖掘企业慈善的内涵和特征，总结中国特色企业慈善的发展路径以及企业角色定位。第二，系统外查我国各地区企业慈善的不同特征，结合古今中外的系统提炼，外部考察整个中国特色企业慈善模式的演进。第三，在内外兼修的基础上，站在时间纬度上看未来，结合国家战略发展目标，顺应企业慈善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生成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路径。她还指出，此次课题研究不仅做到理论逻辑的自洽，更要构建起从理论到应用的桥梁，助推中国特色企业慈善高质量发展。

  蚂蚁集团社会责任部总经理、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指出，“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研究”课题涵盖的范畴广泛，从环境可持续发展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助力理顺企业发展机制并实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蚂蚁公益基金会将充分协调相应资源，为各位专家走进集团相关项目和产业生态做好积极准备，确保课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得到充分保障。

  在郑功成会长和彭翼捷副总裁的见证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助理、慈善分会常务副会长彭建梅和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研究”课题。

  随后举行企业慈善发展座谈会。与会者围绕企业发展与企业慈善的关系、企业慈善形态及特征、企业慈善需要的政策环境、企业慈善面临的挑战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助理兼慈善分会常务副会长彭建梅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慈善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在促进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充分激发企业慈善活力，助力社会文明进步是慈善学者和企业慈善领航者们共同的使命。她表示，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慈善实践、责任担当和公共精神，是中华慈善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学术界从更多面向、更高维度、更长历史视野来研究其价值和意义。针对企业慈善仍处于自发自热状态，难以有机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现状，应加大企业慈善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衔接机制的政策研究力度，畅通企业慈善参与社会建设的善路。她表示，企业慈善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企业内部的道德力量和战略能力，而这种道德力量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深厚的扬善文化资源，可以为企业慈善及企业实现基业长青提供最有确定性的文化支撑。

  蚂蚁集团社会责任部总经理、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在发言中指出，蚂蚁集团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助力中小企业和普通人的发展，持续创造社会价值。在公益慈善方面，蚂蚁集团也在不断探索，努力为社会贡献力量。她指出，蚂蚁公益基金会坚持数字普惠，发起了“数字木兰”“蓝马甲行动”以及“追梦行动”等公益项目，帮助女性、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多元群体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成果。在应急救灾领域，蚂蚁基金会关注受灾群体的心理健康，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聚焦易返贫、致贫人群，从“防返贫、促发展”出发，整合资源，推进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并探索以县域为单位的帮扶示范点。在社区发展领域，发起“寻光计划”，倡导和支持蚂蚁集团员工践行公益，为所在城市社区做贡献。此外，蚂蚁集团注重项目品牌化、行动生态化和治理系统化，逐步形成服务特定受益人群的战略聚焦，打造品牌影响力，推动生态伙伴共同发展。她表示，蚂蚁集团的公益实践不仅创造了商业价值，也实现了社会价值，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重要案例。未来，蚂蚁集团将秉承初心，协同公益伙伴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方方指出，企业慈善与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关系密切，源于慈善事业发展与企业发展具有共性：艰难的前进道路中都需要激情、务实和创新等内在精神的支撑。在我国，不仅企业慈善捐赠款物规模和捐赠持续性上优势明显，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也凭借卓越的创新能力和积极行动力不断拓宽慈善参与渠道和优化慈善资源配置模式，已构成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企业慈善实践依然需要理论研究助力：一是企业慈善实践仍面临一系列困惑，比如如何把握技术的效度与限度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慈善事业的现代化；二是零散的慈善实践点背后的逻辑线需要系统梳理，只有这样，点才能连成线、线才能组成面，面才能带动体。系统地看，企业慈善并经历四个模式：1.0慈善捐赠模式——2.0组织慈善模式——3.0社会企业模式——4.0向善商业模式。可见，企业不仅在慈善场域进行着第三次分配框架下物理式的慈善实践，还把慈善因子带入到财富创造领域，通过不同机制的化学式融合自然、隐性地输出更多社会效用。企业慈善探索呈现出的特征：慈善内部化，如战略慈善、负责任创新等；慈善端前移，如从非生产性环节到生产性环节、从分配环节到发展环节等；慈善理性化，让慈善科学、有效、可持续。从1.0到4.0模式，每个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慈善模式，不同版本的慈善模式也不存在优劣高低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企业慈善模式也必定走向开阔，从“富而仁”到“富且仁”再到“仁而富”，企业慈善方式可能愈加隐性、简约，但对弱者的主力以及传递的精神力量和情绪价值可能愈加强大。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刘佑平从纵向历史的视角，向与会者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对企业市场和慈善事业的影响。他认为，企业慈善是改革开放后重出江湖的中国财富新游戏，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其兴起和发展，与国家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要发展企业慈善，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财富形态、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大众观念的现代化改革。从横断面的视角，他对当前中国企业慈善提出两点观察：第一点，商道即人道，亦即仁道，企业向善是历史必然，财富向善是国际潮流。真正良好的企业公益慈善，并非企业捐赠占比越大越好，而是要量力而行。但社会责任却是现代企业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唯他命，良好的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通行证。第二，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商业与公益慈善事业，是现代文明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一面是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面是慈善组织、慈善领袖和现代公益精神。这两者是一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最后，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三中全会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和蚂蚁基金会启动中国特色企业慈善发展研究的合作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慈善的发展能够助推创始出一个更加繁荣、美丽、有爱有温度的世界。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高静华提出，企业慈善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生力军，深刻影响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乡村振兴和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构建、企业慈善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清晰化，我国企业在成立慈善组织、创立品牌项目、拓展参与途径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企业参与慈善的深度与广度都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水平。在传统文化和政策法规的双重影响下，企业慈善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助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民企是企业慈善捐赠的主力军、数字化技术与金融工具为企业慈善赋能增效、企业慈善发展路径趋于多样化等特征。她认为，相较于我国企业慈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表现在：依法认定的企业慈善组织增长缓慢，法定慈善组织对企业的吸引力不足；资源动员能力依然有限，蕴藏在企业的社会资源依然有较大挖掘空间；一些企业基金会内部治理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及时引发公信力危机；部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异化，违背慈善自愿原则。她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慈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慈善发展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高质量的企业慈善要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提升对企业慈善的认识高度，超越欧美一般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将慈善理念提升至可持续社会价值的创新，并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中大有作为，从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傅阳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慈善是公益慈善资源供给体系当中的主导力量，爱尔眼科从早期应急式款物捐赠慈善活动，逐步走向专业、规范的基金会模式，经历了从公益性慈善到战略性慈善的转变过程。他表示，爱尔眼科基于企业专长，从战略高度规划企业慈善行为，致力于成为眼健康领域社会问题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先后发起设立了两个基金会，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构建爱尔眼科公益生态。近些年，累计捐赠超过13亿，帮助实施公益手术100多万台。经过多年发展，爱尔眼科公益慈善已逐渐系统化和持续化，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作为一线的实践者，爱尔眼科在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也面临许多现实挑战。第一，企业基金会的身份困境。在现实实践中，尚存在民企基金会应该具有更大捐献体量的认知误区。第二，配套制度存在不足。未来希望税收等配套政策的缺陷能从顶层设计上予以完善。第三，网络技术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双刃剑效应。他充分肯定新兴信息技术对慈善事业的贡献，但也指出，互联网时代在给慈善事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如网络慈善中的诸多失范现象，亟待有关部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在发言中指出，慈善法的制定和修正为企业慈善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促使企业从事慈善活动的领域更加广泛，行动空间更为开阔，活动形式更加多样，慈善促进措施更为有效以及监管制度更为严格。他认为，企业慈善发展主要面临如下挑战：一是依法合规开展慈善活动要求更为全面、严格。二是社会企业形态的缺失。三是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难点问题，如慈善法规定的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都可以作为捐赠财产，但实务制约股权捐赠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仍然存在。四是促进措施的全面落地尚需时日。对此，他认为应加强企业慈善研究，形成学理化、体系化的知识体系，为企业慈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社会环境；落实慈善法已有的促进慈善事业（含企业慈善）发展的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如慈善组织的登记认定、基金会条例的修改、慈善信托制度的完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企业慈善健康发展。

  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赵晓芳指出，作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主力军，企业慈善是内在于慈善事业发展演进历史中的历史性议题，也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亟待回应的现实性命题。企业慈善背后蕴含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在理论层面，企业的经济-社会双元属性为企业慈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在历史层面，慈善是中国企业“家国情怀”的基因传承；在现实层面，企业慈善是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案例研究显示，企业慈善大部分脱离于企业战略决策框架，表现为实践相对分散，导致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两张皮”的异化现象，尚未探寻到融合企业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平衡之道。在中国语境下的企业家精神指引下，企业慈善健康发展需要实现四重超越，一是基于爱国情怀，实现企业与社会关系定位的超越，追求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命运与共；二是基于社会责任，实现企业慈善认知的超越，在战略性的经济使命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与环境多重使命共生；三是基于诚信，实现企业慈善内容维度的超越，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资源基础与能力条件实现动态和渐进式均衡；四是基于创新，实现企业慈善实践范式的超越，将向善理念嵌入生产系统，形成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开放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德健认为，企业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领域，企业在捐赠规模、服务供给与引领慈善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贡献巨大。此次慈善法修正后，应当全面释放慈善法中的一些相关制度规则的实践潜能，从而系统助力企业慈善的发展。第一，坚持去管制化。对于慈善信托备案、慈善组织登记或认定等相关制度，应当严格遵守立法、修法精神，不得额外设置门槛，以致于消极影响企业设立慈善信托、慈善组织以及开展相关慈善活动的积极性。第二，强化激励机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释放慈善法中关于财税优惠的相关政策利好，从主体、种类、环节、程序等各个方面对优惠政策加以有效落地，从而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各类慈善活动。第三，明确具体规则。目前慈善法中的部分规则较为抽象，对于实践中的一些慈善活动的开展的规范作用有限。因此，应当将相关规则加以明确，为企业开展慈善活动提供可理解、可操作、少争议的规范指引，降低企业慈善的运行成本。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蔡泽昊认为企业慈善有其独到的优势，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从传统转向现代、助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能够帮助组织和个人更有效地参与慈善事业。传统慈善在慈善资源的募集与使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专业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不足，导致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慈善事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难以充分发挥。首先，在资源募集能力上，企业慈善基金会、慈善项目可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项目的资源整合；通过项目创新，甚至可以较好地满足个性化的求助需求和捐赠意愿。其次，企业慈善在技术和专业赋能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深耕行业的技术优势，利用所在行业及上下游产业的资源网络，为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最后，企业慈善的组织优势同样不容忽视，在与社区慈善组织、服务型慈善机构等的合作过程中，通过项目管理等方式显著提升它们管理流程的规范性和专业性。

  此次会议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蚂蚁公益基金会支持下，系统推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为期三年的专题研究中将取得相应的预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