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1年4月17-18日，为加强党史学习和探讨新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召开理论务虚会，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主题展开专题学习与研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保障会会长郑功成、监事童星、副会长关信平与何文炯先后主持了四个单元的会议。副会长周弘、丛树海、林义、申曙光、丁建定、关信平、林闽钢、席恒和常务理事丁元竹、王延中、青连斌、王杰秀、张思锋、李春根、左停、林卡、钟仁耀、仇雨临、吕学静、禇福灵、丁纯、高和荣、王文涛、张文、封进、蒲晓红、李连友、曹信邦、胡秋明、贾玉娇、鲁全、杨俊以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翔、张浩淼、翟绍果、郭林等结合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纷纷发言。

郑功成主持会议

郑功成会长在会议开幕时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全国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召开这次理论务虚会，既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活动，也是回顾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并启示未来发展的重要学术会议。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从开天辟地领导新民主义革命，到建立新中国实现改天换地，经改革开放后的翻天覆地变化，已经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向顶天立地的新时代，每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虽有不同，但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始终不渝，将人民至上具体化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与行动始终不渝，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践行其宗旨与追求的努力始终不渝。正是在党的领导下，近百年间从革命老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初创社会保障制度到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再经近40年来的改革探索，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反映的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现代化不等于共同富裕，但不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健全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既不可能消除贫困，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发展好中国的社会保障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就是落实人民至上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健全完备、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能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我们的理想。这就是百年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他进而强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回顾来路、启迪未来，因为新征途已经全面开启，而社会保障也进入了全面确立新型制度体系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妥善应对新的挑战走向成熟，因此，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加快优化现行制度安排和完善整个体系势在必行，而完备、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国家现代化的标配，更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促进乃至支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华建敏讲话

华建敏名誉会长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自2020年7月换届以来取得的新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全国正在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和国家命运、人民幸福的关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及其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式，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华建敏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并将这一宗旨具体化为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行动，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其中的重要内容。从1922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制定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相应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短短几年内即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使城乡居民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国家与集体的保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又实现了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转型，建成了全世界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和国民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了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有力制度保障。

华建敏还指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理解，更能够启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未来。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标志着我们正式走上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国家现代化进程在提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大议题，而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影响我国发展的国际因素更加复杂化；国内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找到新的动能和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追求社会公平和要求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这些决定了社会保障必定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学界也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具全局性的系统思维来开展深入研究，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贡献真知灼见。

华建敏希望社会保障学界要基于国家现代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高度重视如下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一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一般规律到底有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社会保障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保障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保障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社会保障发展与社会公平及人民福祉的关系等，只有搞清楚这些关系的实质及其互动机制，我们才能充分吸取国外和我国以往实践的经验教训，并在遵循普遍规律的条件下寻求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到底有哪些？我国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传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性、共同富裕目标的既定性以及中华文化的本土性，必定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此，需要研究社会保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社会保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社会保障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我国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研究需要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如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文化及国家发展所处阶段缺乏深入研究与把握，就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三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挑战到底有哪些？时代在发展变化，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因素也在发展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保障发展都会构成新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只有适应这种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家都看到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就业多样化、福利诉求多元化等给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带来的影响，但哪些挑战是长久的，哪些是阶段性，哪些需要深刻调整社会保障结构才能适应，哪些只要调整相关参数即能适应，需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来为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四是要注重研究社会保障发展中的相关数量关系。对社会保障的研究应当奉行“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的基本逻辑，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至关重要，但科学的决策需要有相应的数据来支撑。比如，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占GDP之比多高合适？维持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同保障项目的资源配置需要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能使综合效能最大化？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随后，各位副会长、常务理事和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纷纷发言。

周弘、丁元竹、席恒、关信平、丁建定（从左至右）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理想与实践”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将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以造福于广大劳动人民、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立党的目标和理想，有组织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且呈现走向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的态势。她强调，回顾百年发展历程可提炼出政党、政权、多重实践、就业、保障等关键词。她认为，在制度已经建立的背景下，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二是制度如何通过其各种机制实现与众多变化相协调，例如关联工资增长、人口寿命等可能对就业方式和社会产生影响的因素，使社会保障成为一个灵动的、具备内生动力、能够自我调节的机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在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增进民生福祉思想的进程”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的使命，回顾近代中国发展史，党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他认为，立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要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摆在重要位置，及时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上议事议程，并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他还指出，应在统筹协调发展与民生之间的关系中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并非线性关系，最为关键的是产出如何分配，尤其是如何使全体人民都能在公平正义和公平保障基本原则下分享发展成果。他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发展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关注并助力农村等欠发达地区，通过全面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完善综合决策机制、在科技创新中改善民生等基本手段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在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始终秉承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特别是在事关民生的社会保障领域。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他认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建党初心，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的价值理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条件约束和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目标约束，适应性的选择和配置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组合，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工具理性及其对价值理性的高度回应。这些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梦想实现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反贫困与社会救助制度探索与发展”的发言中指出，回顾历史发展最关键的是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新要求。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救助发展与不断完善，在转型期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赢得了时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保障中社会救助制度也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地位。他还指出，社会救助需要进一步在多个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包括如何在脱贫攻坚后于防止返贫中继续发挥作用、如何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以提高困难群众的发展能力等。他强调，社会救助在长期发展中需要建立“大救助”体系，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充社会救助服务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扩大覆盖对象。他还强调，建设积极的社会救助，要注重困难群众救助的机会、能力和动机，要和就业结合起来，要注重实际的收效，要提高需求满足的精准性，要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要建设更加高效的经办机构体系。始终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要继续按照这一方向发展以应对未来诸多挑战，明确目标的同时也需要更好的制度安排去实现目标。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在题为“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目标及其实践取向”的发言中指出，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赋予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政策不同的目标与功能定位，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实践取向也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经历了中国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同阶段历史使命和任务的变化，在新时代，社会保障发挥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综合功能。他认为，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社会保障政策呈现出革命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他强调，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目标和实践取向是清晰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保障政策理论的发展，将会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政策理论。

贾玉娇、童星、林卡、林义、钟仁耀（从左至右）在发言

吉林大学教授贾玉娇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的民生本位：百年奋斗之路与未来所向”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信仰，以彻底的民生实现为其全部实践的价值本位，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国家发展与民生实现相辅相成的实践道路。这是一条服务对象与工作主体相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创新之路，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将自身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条件而不断超越与走向消解自身的“无我”、“大我”之路。在这条道路中，民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的价值本位，民生保障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广大人民参与自身解放与发展事业的动员机制，民生改善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的目标所向。她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程就是一个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走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的民生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民生梦发端、革命战争时期的民生初探、单位中国时期的民生构造、社会转型时期的民生发展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民生增速扩量提质等五个时期。她还指出，在人民民生诉求不断提高和国家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下，通向全民美好生活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凡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全体人民参与下，中国的民生发展一定会继续创造辉煌。

南京大学教授童星在题为“应当重视人口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的绝大多数议题都与人口问题紧密相连，开展人口基础理论研究、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不仅是人口学界责无旁贷的职责，也是社会保障学界义不容辞的任务。他还指出，中国人口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在审视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成果以后的一系列论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不排除未来将会是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他强调，人口数量、规模和结构与演化规律、制约因素、效应等构成了人口基础理论。其中，人口数量的适度概念确定相对于人口再生产、环境承载量、经济状况、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等不同标准而不相同，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也必须加强研究。人口质量主要包括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其中影响人口质量的因素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人口结构中的性别比、老少比、空间分布等目前不尽如人意，且往往是越调整、结构越不合理，应当思考是否自发秩序要优于人为秩序、量力而行要胜于尽力而为。

浙江大学教授林卡在题为“百年奋进与走向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阶级基础”的发言中指出，阶级分析是理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进程的关键视角。从阶级视角着眼，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阶级力量的支持；二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城乡二元化的特征，即对于工人的国家保障和对于农民的集体保护并行；三是改革开放初期至2005年，社会保障原有的社会基础被打破，促成社会保险制度的扩面和社会化运作；四是2005年之后，不带阶级标签的“公民”理念和对于“公民权”的保障成为流行理念，从而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五是中国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的新发展阶段，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应由托底保障走向鼓励民众脱贫致富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在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是贯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始终的核心和主线，党的政治路线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是引领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他认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道路的正确指南，通过长期实践和立足国情的经验总结，形成了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他还指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道路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既需要充分遵循社会保障的一般发展规律，又要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探索创新；二是既需要考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一般原则，又要充分兼顾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三是需要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路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他强调，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保障改革发展面临各种新挑战，社会保障学术共同体自身需要增强整体思维、历史思维、动态思维、创新思维及跨界思维的综合能力建设，更加重视社会保障学科建设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加大培养青年一代社会保障领域战略科学家并发挥其重要创新引领作用，拓展社会保障在未来大养老、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银发社会所发挥的重要民生保障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仁耀在题为“建国之前共产党劳动保险的近30年发展轨迹及其成效”的发言中指出，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建设，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保险事业发展的要求与实践，大大促进了建国以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他认为，建国之前共产党劳动保险的发展轨迹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1921年至1927年，共产党先后在《劳动法大纲》和《经济斗争决议案》中要求设立劳动保险；二是1928年至1945年，劳动保险开始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三是1946年至1949年建国前，1948年和1949年共产党东北行政委员会先后发布《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和《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施行细则》，对养老金、医疗、生育和工伤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何文炯、丛树海、申曙光、林闽钢、仇雨临（从左至右）在发言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在题为“基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关系中，社会保障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适宜的补充性保障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他还指出，社会保障的制度转型和普及范围扩展等改革探索促进了共同富裕，表现为社会保险制度转型保障了职工权益并促进企业负担均衡、社会保险惠及范围扩展提高了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非缴费型项目增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功能等三个方面。他强调，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包括基本保障项目所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负面效应、地区差异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项目制度设计滞后影响社会保障权益落实等。他认为，朝着共同富裕方向深化社会保障改革需要从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控制和缩小法定社会保障项目待遇的群体差距、完善法定社会保障项目体系并向农村拓展、均衡法定社会保障项目地区间的运行成本、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等五个角度进一步完善，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丛树海在题为“共同富裕进程当中的养老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养老主要解决“钱”、“医”和“人”三个问题，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解决“钱”的问题，在“钱”的问题解决之后，需要解决“医”的问题。他认为，解决“医”的问题要着重关注医保、医疗和医护三个方面，医保主要解决医疗费用问题，医疗涉及医疗机构建设和医疗资源的配置问题，医护包括居家养老医护、医院病人医护和养老院的医护，其中居家养老医护是重点。他还提出，解决“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为老服务的问题，为老服务的要素是医护、生活照料和人文关怀。他建议，养老保障的发展要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为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例如建立专业化的医护队伍、通过市场来提供家政服务、提倡志愿者服务和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来解决人文关怀问题等。

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在题为“社会保障需要更高的目标定位”的发言中指出，新时期对社会保障定位应当有新考虑，目前对社会保障的定位诸如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治国安邦的大问题等。他认为，过去社会保障的定位是风险保障，主要强调基本保障，这已经不适应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其内涵、外延、目标定位都需要发生变化。在医疗保障领域，如果“病有所医”总体上基本实现，那么应当转向“病有良医”的新目标；在养老保障领域，应当从“老有所养”转向“老有宜养”；在教育保障领域，应当从“学有所教”转向“学有优教”；在住房保障领域，应当从“住有所居”转向“住有宜居”。他强调，目标定位可以具体化并得到落实，但怎样落实在未来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在题为“中国社会保障学科二十五年发展回顾与前瞻”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学科有三层含义，包括人才培养需要的专门知识体系、科研发展建构的范畴、社会需求的工作领域。他强调，社会保障学科是一个时代产物，富有中国特色，但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结底要看主体性与原创性。关于社会保障研究的主体性，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要以目标为导向，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但目前社会保障学科发展仍不成熟，没有话语体系，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对此，他提出四点展望：第一，共同反思社会保障学科的主体性问题；第二，社会保障学科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紧密相连；第三，中国社会保障学科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改革源于伟大实践，但学术研究明显滞后，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与理论体系；第四，中国社会保障学科要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在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医保制度发展回顾与解析”的发言中指出，从医保制度萌芽到建立与改革，再到发展与完善，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医保制度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医保制度已经有了纲领性的认识，对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医保制度建立与改革时期，伴随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城镇医保制度体系与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转变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得以初步确立。医保制度改革与完善阶段，党通过新医改与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探索、建设从百姓医疗服务需求出发进一步完善制度。她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保制度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新时代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发展理念为指引，促进医保制度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蒲晓红、翟绍果、张浩淼、鲁全、郭林（从左至右）在发言

四川大学教授蒲晓红在题为“社会保障是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制度保障”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要义之一，社会保障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她还提出，社会保障的功能是确保人民高品质生活。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她认为，人民高品质生活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新要求，为了顺应人民高品质生活，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此，她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树立社会保障协同治理意识，包括部门之间的协同、各个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避免出现漏洞；二是进一步织好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要注重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三是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四是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社会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但人员并没有全覆盖；五是提升社会保障的充足性。

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治理的历史变迁、政策逻辑与实现路径”的发言中指出，民生治理是回应民生需求、实施民生政策的理念与手段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历史性和规律性的政策行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调整民生治理的侧重点，以期发挥民生治理的最大功用，体现了民生政策的历史性、规律性与适配性的具体统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民生政策的适应性选择，推进民生治理的规律性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民生现实需求，构成了民生治理的政策逻辑。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聚焦于民生需求的时代特殊性、民生政策的现实适配性与民生治理的历史规律性，遵从民生治理的政策逻辑，从而实现民生善治。

四川大学教授张浩淼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的百年发展”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救助涉及革命动力，且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应急性的救灾、孤寡残病群体救济。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救助事关新生政权的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与实现人民利益。三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需要对各层次经济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以应对发展和转型带来的贫困和弱势群体问题，社会救助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增进人民福祉。她强调，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二是思想的发展是其现代转型逐步深入的过程，三是始终体现了党的人民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实践的理论意涵”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不仅是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基础，也对社会保障基础理论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他提出六项重要理论议题：一是西方传统理论认为政党通过竞争来推动福利的不断增长，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和理论可以丰富福利增长与政党政治间关系的命题。二是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三是从政党合法性的角度，讨论提供福利与政党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四是基于社会保障的发展动力角度，从应对外部风险的被动性和中国执政党宗旨理念的内生性的新框架下，对社会保障发展动力进行讨论。五是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与社会制度下，社会保障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六是对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和权利进行梳理，分析经济权、政治权到社会权的相互融合过程。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郭林在题为“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百年逻辑”的发言中认为，民生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关键方面。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推动民生建设、改革及发展。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并通过实践不断推进民生思想，对促进社会保障发展提出系统工作要求。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的目标指向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思路就是准确把握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转文章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