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2年7月24日上午，在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世界社会保障分会承办的第八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之世界社会保障分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线下会议并作报告，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线上会议。我会世界社会保障分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许艳丽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主持了此次会议，我会副会长、世界社会保障分会名誉会长周弘和浙江大学教授金维刚对报告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许艳丽主持会议上半场

上半场发言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周弘、丁纯、田德文、吕茵、苏泽瑞）

我会副会长、世界社会保障分会名誉会长周弘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创新应用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全球社会领域带来了深层次影响，也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诸多挑战与机遇。她认为，学界既要持续关注诸如人口老龄化等预期中的长线因素对社会保障造成的影响，也要及时探究诸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超预期的自然或人为因素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冲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追踪并回应社会保障的变化。

复旦大学教授丁纯作了题为“第三次分配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以OECD国家为例”的报告。他指出，第三次分配有别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他表示，根据第三次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一方面应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协调第二次与第三次收入分配政策；另一方面应提升制度环境质量，注重医疗、教育和经济的多方面均衡发展。通过对美、法、德、日、韩等典型国家慈善事业的比较，他认为应从四个方面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是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税收减免比例，简化税收抵免流程；二是完善国内慈善公益事业在信息披露制度领域的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三是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完善慈善机构的内部监管制度，推动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加强外部的法律监管力度；四是加强政府价值引导，形成社会性的慈善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德文作了题为“共同富裕的欧洲经验——经济发展与政策干预”的报告。他指出，共同富裕的理念自古有之，其核心议题是社会财富的使用与分配。他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需要政策干预体系来扩大公共开支提供公共服务。结合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贫富差异演变历程以及东西欧贫富差异的比较分析，他表示，政治经济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社会平等与共同富裕，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并进行有效政策干预是欧洲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经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吕茵作了题为“社会保障体系在共同富裕中的地位和作用：北欧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她认为，北欧国家均属于高度富裕国家，收入基尼系数较小且幸福指数在世界名列前茅，因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行者。她表示，北欧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经验值得学习：一是免费的医疗和教育造就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二是经过税收的调节和福利平衡，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四是企业担负着重要社会责任；五是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同时指出，北欧福利模式的教训也不容忽视：一是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不能大包大揽，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二是优厚的失业保障会带来消极的就业意愿，应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重视就业能力的提升；三是防止完善且精密的福利制度会形成过度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苏泽瑞作了题为“国际社会保障经验与教训”的报告。他指出，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力地化解了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而且促使社会财富分配走向相对合理，推动了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自毁性的一种克服。他认为，拉美地区违背社会保障发展基本规律引致社会动乱的负面案例也值得警醒，其中尤以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福利扩张和违背互助共济客观规律的私有化改革最为典型，二者均酿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对社会发展危害深远。他强调，虽然拉美国家非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阻碍了经济发展，但其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战略的失当，不应过于夸大社会保障的影响。

仇雨临主持会议下半场

下半场发言人（左起：许艳丽、彭姝祎、李凯旋、刘芳、齐天骄、陈诚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许艳丽作了题为“俄罗斯共同富裕经验”的报告。她指出，合理分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则是近十年来俄罗斯成功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她认为，在初次分配中，俄罗斯就业政策由“国家保障的充分就业”转变为“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就业”，目的是保障充分就业与自由择业并重；在社会再分配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现了全民覆盖，养老基金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失去供养人的养老金；在公共服务方面，俄罗斯通过人群间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图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在慈善和税收优惠等其他类别转移支付方面，俄罗斯特殊的体制转型背景和国情决定了企业慈善捐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推动和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姝祎作了题为“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她指出，欧洲各国普遍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并主要通过参数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予以应对，其中参数改革包括改变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和待遇水平、延长退休年龄和提高缴费率；结构性改革包括增建基金制支柱、将养老责任逐步向企业与个人转移和让市场发挥补充作用。她表示，养老金改革虽然有效缓解了财政危机，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改革导致的养老保障代际差异，未来一代退休者的不确定性增加；二是改革拉大了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的保障差异，造成了养老保障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现象；三是由于女性小微就业者多、就业质量不高、收入低且缴费短，改革带来了养老保障的性别差异；四是改革拉大了老年群体内部的退休待遇，低学历低技能老人贫困率迅速上升；五是改革加剧了养老保障的贫富差距；六是改革导致养老救助需求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凯旋作了题为“意大利福利资本主义的新物质匮乏危机”的报告。她认为，作为欧洲最早建成福利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意大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了“新物质匮乏”危机，即贫困人口大规模增加、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尤其是青年和移民的生存境遇恶化。她指出，“新物质匮乏”危机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一方面源于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包括资本主义金融化、税收制度“劫贫济富”以及再分配功能虚弱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源于代议制民主的“民主赤字”，即主流政党的代表性赤字及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的边缘化和失语，中下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缺乏真正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刘芳作了题为“鳄鱼的眼泪？——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分配效果及其启示”的报告。她表示，德国通过建立了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私人保险在内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体系，为参保人提供了较为有效的风险防护，维护了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她指出，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目标与制度现实存在矛盾：一方面，西方福利制度未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结构，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内部也存在群体间的“逆向再分配”；另一方面，德国长期护理保险遵循“洒水壶”原则，并没有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分给最有护理需求的人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齐天骄作了题为“德国长期照护制度及启示”的报告。她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德国长期照护制度中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各自的角色与作用。她认为，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存在四点问题：一是政府财政亏空，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二是家庭可提供照护服务的亲属短缺、存在非法雇佣现象；三是非营利组织逐渐市场化，背离慈善救助的宗旨；四是营利机构个人经济水平决定服务水平，机构照护质量参差不齐。她表示，德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三方面启示：一是政府应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进行失能预防；二是家庭应扩大社区养老服务，为亲属提供时间和财力支持；三是对非营利组织和市场方，政府须加强对照护机构的监督，重视低收入群体的照护需求。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教授陈诚诚作了题为“韩国长期照护保险十年嬗变及其借鉴”的报告。她指出，韩国在制度萌芽期广泛地学习日本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通过三次试点将制度最初设计进行本土化调整。她认为，韩国在建制初期采用了低覆盖人群起步、制度障碍程度较高、多元参与且从政策层面尽量减少国民反对的方法与策略，虽然主要效仿日本，却也综合了德国、日本各家之长，政策转移呈现了“效仿”与“混合”的双重特点。她进一步指出，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普惠性高、障碍设置程度低的特点既与制度最初的计划目标高度吻合，又与日本的制度呈现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不仅存在着静态的“效仿”和“混合”，还有着动态的政策转移过程，可视为有序渐进的“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