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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郑功成:慈善事业开启现代化新局
信息来源:瞭望 时间:2020-08-30 23:05:22 浏览量:112

  按语:近期,《瞭望》就“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会会长郑功成。新闻中心现将访谈全文转发于此,与读者分享。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爱心捐赠与志愿服务为主的社会慈善被空前激发。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深厚传统在危难之时呈现出更亮丽的底色,这充分显示中国人民互助友爱、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集体意识与社会意志,也反映出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巨大潜力。

  但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仍然滞后。“十四五”时期开局在即,慈善事业如何入局?寻求适合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新路,已成为具有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议题。

   “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表示,慈善事业要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取决于其自身要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慈善迈入现代化的定位与功能

  《瞭望》:“十四五”时期将至,慈善事业如何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郑功成: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提升技术手段、厚植中华文化等,加快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进程。

  一是慈善发展理念现代化。包括树立慈善参与主体平等意识、社会互助公益精神和现代财富观,促进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源相融合,以及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有机协同。

  二是慈善制度安排现代化。慈善法制化是现代慈善事业区别于传统慈善的核心指标,其意义是提供慈善行为规范的法律依据,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均需要按照现代化要求加以完善。当务之急是切实推进慈善法的全面贯彻落实,并通过修订完善慈善法来进一步促使慈善制度现代化。

  三是发展手段现代化。网络慈善潜力无穷,利用互联网发展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网络是一柄双刃剑,不时被披露的不良个案既损害了参与网络慈善者的爱心,也降低了网络慈善的公信力,需要更加明确的指引与更加完善的规范。同时,利用市场机制也是慈善事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包括利用商业手段动员社会资源,利用投资机制增加慈善资源,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四是厚植中华文化。中国的慈善事业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并非是走向西方化,应当根植于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并通过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和技术手段,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慈善事业,这才是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中华民族向来乐善好施,应当在尊重这种传统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引导公众参与有组织的慈善事业。

  《瞭望》:慈善事业的发展直接关乎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如何认识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与发展潜力?

  郑功成:只有充分认识到慈善事业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公众参与和民间资源的巨大潜力,才能真正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事业具有三大基本功能:一是弘扬互助友爱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团结;二是弥补政府不足与市场失灵,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是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并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满足有需要者的需要。

  在实践中,慈善事业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还是调节收入分配与润滑社会关系的有效机制,是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国家发展、财富增长与观念变革,社会化、专业化的慈善事业逐渐恢复,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均出现井喷式的社会捐献,也表明民间资源的日益丰厚。

  如今,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居民储蓄存款高达80多万亿元。慈善事业发展得好,必定能够更多地动员社会资源,不仅能有力地弥补政府财力与服务能力的不足,也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寻求适合国情的发展新路

  《瞭望》:慈善要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受哪些因素的深刻影响?

  郑功成:慈善无国界,慈善事业有国界。慈善活动要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必然地要受到所在国家或地区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慈善事业是社会各界自愿参与并自主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人力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就不可能形成大众参与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成就发达的慈善事业,而社会共识只能建立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判断基础之上。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判断的内核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家庭保障、邻里互助、亲友相扶、同学同事同行相济是自古至今的社会常态,这显然与欧美国家基于宗教信仰等追求平等、博爱不同。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在大众认同的条件下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让个体的慈善活动形成有规模的慈善事业,离不开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财政税收政策。例如,美国之所以慈善事业发达,与其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特别是遗产税、赠与税及对慈善事业的税制优惠等制度关系密切。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判断深刻地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国家制度特别是财税政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这决定了我国的慈善事业不仅要遵循慈善事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且要尊重自己的国情。我国慈善事业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需要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统筹考虑,并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有益途径。

  《瞭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社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新路?

  郑功成:实践证明,政社关系处理得好,就能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和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好慈善事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关键之一是重构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政企关系。一方面,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宏观政策持续有效,另一方面,又在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权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条件下,充分激发出不同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释放了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大好发展局面。经济领域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亦值得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借鉴。

  在发展慈善事业进而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妥善处理好政社关系。既不能因循传统的政府单向管制型模式,也不能以西方国家的政社分离型为样板,而是要在尊重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重构新型的政社关系。

  在传统的政府管制型条件下,社会活力难以被激活,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也无法充分调动,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治理将因之失去有效的主体支撑,民生保障体系亦将因缺乏慈善事业的有效补充而难以走向完备,这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悖。

  如果将政府与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看成是两条平行线甚至对立起来,不可能发展好慈善事业。因为我国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已经形成强劲的路径依赖。同时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道路,慈善事业应当围绕这一目标努力。因此,我国的政社关系需要走出自己的新路。

  合理的取向应当是监管适度,既要避免监管缺位状态下出现慈善失序,也要避免监管过度对慈善组织内生动力的抑制,政府主导、慈善组织自主发展,两者形成有机联动、良性互动应当成为构建新型政慈关系的正确方向。在此,政府主导具有中国特色,但这种主导不是强势介入慈善领域和干预慈善组织的内部事务,而是应当在充分尊重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条件下,通过依法规范、财税支持和相关服务来支持、引导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基本使命;慈善组织则须确立慈善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其自主性,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激发内生动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监管不能超越法律的授权,就像对民营企业不能规定其董事长或总经理任期或年龄一样,对慈善组织也应当尊重其内部治理的科学性

  完善慈善事业的四梁八柱

  《瞭望》: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滞后的,如何更加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慈善事业的四梁八柱?

  郑功成:第一,坚持两个尊重,即尊重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发展变化中的国情。不以规律为由超越现实国情,也不以现实国情为由扭曲规律,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必须强调自愿,强调平等,要尊重利他,也要强调负责。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坚持两个尊重并且找到平衡点,进而找到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首先需要明确理念,然后寻求制度设计与技术方案。

  第二,全面贯彻落实慈善法。慈善法的核心使命就是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就是要畅通人们行善的途径,营造有利于人人参与慈善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就是要让行善者开心地、畅通无阻地行善,这是该法的核心价值。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是检验这部法律是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唯一标准,如果慈善组织得不到发展,慈善资源得不到有效动员,行善者没有觉得心情舒畅,慈善法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落实好法律,法律规制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与实际运行程序中才管用。

  第三,需要更强大的税制安排与政策措施。比如,要加强研究,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完整的税制促使人们树立现代财富观,并为人人参与慈善提供稳定的预期,做好个人和家族财富妥善安排;又如,还要完善志愿服务与队伍建设的规制等。

  第四,需要更合理的监管,政府部门的责任重在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和转型职能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慈善行业组织应该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发挥慈善事业行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高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水平,使之真正走向现代化。一个有利于慈善事业的政策环境与适度的监管体制,一定会促使中国慈善事业进入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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