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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周秋光:解读中央巡视组反馈:红会走向民间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信息来源:中国慈善家 时间:2020-08-27 20:55:02 浏览量:119

  按语:近日,《中国慈善家》杂志就“总结和反思红十字会发展中存在的经验和教训”专访了我会理事,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新闻中心现将访谈全文转发于此,与读者分享。


  上半年,经历了抗疫考验的红十字会,紧接着就接受了一次“体检”。

  8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消息称,近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中国红十字会党组反馈巡视情况。这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第二次巡视红十字会,上次巡视是在2016年11月-2017年2月,重点考察是否树立“四个意识”。如果说上一次巡视是一次“政治巡视”的话,那么这一次巡视可以称作“业务巡视”。

  仔细看巡视组组长杨正超反馈的要点,特别提到“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人道救助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可见,中央对红十字会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回归人道主义救助社会团体的职能定位。另外,这次巡视也直面红十字会艰难的改革问题,坚决去“机关化、行政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强工作透明度。这也回应了社会舆论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会的期待。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发挥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8月25日,《中国慈善家》采访了著名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透过红十会百年历史以及中国慈善史,以史为鉴,总结和反思红十字会发展中存在的经验和教训,尝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红十字会理应做全国表率

  中国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深入把握它在新时代的职能定位,提高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

  周秋光: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慈善事业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主题是官办慈善转向民间慈善主导;第二次是进入21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主题是慈善转向公益,出现了全民慈善。红十字会在第一次慈善转型发挥了促进作用。

  传统慈善带有道德评判色彩,举凡作奸犯科、寻衅滋事、背弃人伦、好逸恶劳等品行不端者,均不纳入救济者之列。但到近代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慈善的普世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红十字会等近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其秉持的人道主义原则,突破了传统慈善的族群主义的局限性,最明显的例子是抗战时期红十字会对日军战俘的人道救护。

  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始,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红会在战时全力投入救护与赈济,无分中外、种族和国界,平时则从事各种慈善活动,对于缓解近代民生困苦与消弭社会乱象,发挥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一种社会动力,一种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

  红十字会应该向历史取经,根据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更新和升级自己的定位。红十字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组织,它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己任,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从事各种灾难的救护和赈济。红十字会的职能比慈善组织要广,它理应做全国的表率,引领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各国红会之间要通报重大讯息,开展医疗卫生等业务交流,以及会际间的联络交往,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世界和平。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可以发挥作用。

  中国慈善家:怎么评价红十字会在武汉疫情救援中发挥的作用?红会在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人道救助工作时,如何提高人道资源动员能力和救灾救助工作效率?

  周秋光:武汉疫情发生后,湖北省红十字会等几家官办慈善机构的应急救援能力明显不足,运作不透明,还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这反映了我国红十字会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组织人道救援的专业化水平不够,无论是危机预警、快速决策,还是组织救援和善后方面,都存在能力不足的短板。

  尽管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以政府为主导和主要力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但在重大突发灾难面前,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特别是像红十字会这样专门的卫生救援机构参与。具体来说,红会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是战略预警。完善红十字会法和章程,增加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关规定,借鉴国际流行病救援经验,提高重大疫情预测和洞察能力,与疾控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平时应把应急救援作为必修课,建立重大疫情应急预案。此外,红十字会还要有国际视野,加强与各国红十字会以及卫生机构的联络,建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必要时能够赴外参与救援。

  其次,是危机决策。由于疫情发生的不确定性,对于诸多没有救灾宗旨及经验的社会组织而言,危机决策基本上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危机中决策模式,它具有一次性、非程序性特点。但作为从事人道救援的社会团体,红十字会必须建立应急救援体系,确定紧急救援的原则与流程,进行紧急需求的评估和确定救援方案,以保障救援项目的顺利实施。

  再次,是项目实施。紧急救援项目得以顺利实施,涉及人、财、物三方面。红十字会可根据自身情形,在人员动员或志愿者招募、善款管理及物资捐赠等方面提高专业化能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善款的管理与使用上一定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赢得公信力,获得项目筹款和志愿服务,保持自身的发展可持续。

  官办慈善不代表慈善发展的趋向

  中国慈善家:按照慈善发展的规律,红十字会如何才能去“机关化、行政化”?

  周秋光:官办和民办的慈善事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红十字会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民办慈善的性质,而在1949年之后,则是官办慈善的性质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场景中,社会需要官办慈善发挥作用,官办慈善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官办慈善不代表慈善发展的趋向,所以中央提出红十字会去行政化、去机关化。我认为,红十字会走向民间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0年,十年前我就主张慈善会与民政部门脱钩,这样才能去机关化,提高慈善组织的活力。回到历史,红十字会属于民间,它可以有官方背景,但它的性质应该是民间的,不是国家机关的一个部门,它的职员也不是公务员。政府可以支持,但这个支持要有限度,不能什么都支持,否则红十字会就会丧失生存能力。中国红十会在历史上非常了不起,我们应该向历史取经。

  政府官员做法是习惯开会,用行政命令办事,这与慈善组织的志愿精神也是不符的。红十字会应该建立合理的慈善组织治理机制,它的管理体制是理事会制,然后有监事会,决策和运行遵守慈善法和红十字会法规定。这样,红十字会回到民间,依靠自己的能力求生存、求发展,通过服务社会获得筹款,赢得红十字会应有的社会地位。

  中国慈善家: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力,红十字会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周秋光: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遭受严重挑战,如何重振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我认为,需要从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三个层面加强。其中,公开透明是最重要一条准则。这是一切公益组织的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公众对于红会的期待。

  首先,完善红十字会的信息披露机制,信息要及时更新及、方便公众查询,经得起社会质疑。此外,还应该完善红十字会内部的监管机制。比如,在理事会的基础上,还应发挥好监事会的监督问责作用,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其次,建立外部监督机制。譬如,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以及网络监督员,沟通网民和红十字会的交流,促进红会在网络公开透明化。在外部监督中,审计也是重要的手段,按照《红十字会法》要求,接受审计部门审计,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红会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其三,重视媒体的作用。要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必须重视媒体沟通民众的作用。定期向媒体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媒体的正常采访尽量接受,创造采访条件,积极回应公众的质询。

  “民办”与“官助”是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

  中国慈善家:从历史上看,政府和民间慈善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对对今于红十字会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周秋光:从中国慈善的历史来看,传统慈善事业出现过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其中,宗族慈善出现最早;宗教慈善出现为次,以佛教慈善最为突出;官办慈善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中占据主导位置;社会慈善的大规模出现,是明清之后的事情,这时市镇商品经济发展,绅商阶层开始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民间慈善活动。

  官办慈善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主要得益于政权强制力量的支持。而历代政权之所以要牢牢把握慈善事业的主导权,并限制民间慈善的发展,则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朝廷官府深受儒家仁政、民本观念影响,认为救助饥贫灾荒是其应尽职责,慈善事业自在职责之中。此亦历代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普遍施行的救荒活民政策。另一方面,这又是朝廷官府防范民间结社谋乱、危及统治秩序的一种举措。毕竟自东汉黄巾之事起,施救饥贫和借用宗教渡人为旗号,已是农耕社会历次民间起事屡试不爽的手段。

  有鉴于此,朝廷官府根本不会放任民间慈善自由发展。即便没有这一点,民间慈善若有大兴之势,同样会被认为是有悖于君王圣明统治的事情。所以,历史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就会一直主导慈善。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让民间去主导。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出现,政府的统治处于薄弱的状态,社会救济也力不从心,便放宽并鼓励民间绅商自行兴办慈善,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近现代红十字会本来是民办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想把红十字会收回官办,但是没有成功。晚清民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民办慈善要比官办慈善好。那么,对照历史,思考现实,在对待红十字会这个问题上,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应该做什么;第二,政府不应该做什么。换言之,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政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政府首先要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将自己摆在“官助”的位置。“民办”与“官助”,才是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这与政府主导社会保障、慈善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是政府那一部分职能的延伸并不矛盾。站在政府社会保障的角度,慈善是帮助政府;而站在慈善的角度,政府是支持帮助慈善的发展。帮助了慈善的发展,当然也是帮助了政府。那么政府具体做什么?第一,是培养国民的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第二,对慈善事业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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