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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卢德之:新时空、新时代与新伦理
时间:2018/12/12 20:34:14 浏览量:521

        按语:2018年12月8日,湖南省伦理学会在长沙举行年会,我会副会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代表中国伦理学会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纵论新时空背景下的共享与新伦理,这篇演讲在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新闻中心转发在此,供各位分享。


各位老师,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座的几位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谈不上说是做学术报告,只能说是一个思想汇报。对湖南城市学院图书馆这个地方,我很有感情。10多年前,我给这个图书馆送了一套影印的《四库全书》,价格比较贵。今天正式汇报之前,我首先代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教授,对今天召开的湖南省伦理学会2018年年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了几个活动,给我触动比较大,我也因此想得比较多。比如《文化纵横》杂志十周年的纪念会。我看到,国内一些思想大家、哲学大家都到会了。我听了一个下午的会。大家谈了许多,给我的启发也很多。比如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大家从创新、技术、法律等层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给我启发也很多。尽管如此,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是,面对目前这样一个国际国内发展大时代时,知识界对此的反映似乎有一些迟疑的感觉,仿佛不怎么知道讲话了。在当今的知识界眼里,好像没有今天会议主题所表现的这么美好和幸福。许多人都有一种焦虑的情绪。面对全球发展变局,比如面对中美之间以贸易关系为核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国关系,一方面我们期待改变,一方面我们又害怕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似乎不知道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在研讨会上,许多话不太适合讲。今天,我想把当时想讲却没有讲的一些话拿出来到讲讲。我觉得,一些话在伦理学人的家里来讲,相对要好一点,也好沟通一点。为此,我想谈四个方面的认识与体会。

        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充满“大忧”、“大乐”的文化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美好生活和幸福伦理”。这个主题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湖南人与众不同的两大特点:一是“忧”,湖南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种深重的忧患感。甚至可以说,这是湖南人的一种天然的生命基因。我们喜欢“天下大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差,所以喜欢把天下的事、世界的事当作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来“忧”。千百年来,我们有时候可能有资格“忧”,有时候可能没资格忧,但是管他有资格没资格忧了再说。二是“乐”,湖南人在“忧”的同时,确实向往快乐、追求快乐,也比较容易有一种快乐感,哪怕面对“死”也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快乐。比如谭嗣同说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比如《岳阳楼记》里说的“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确喜欢快乐,有时候甚至是苦中作乐。这一种什么样的“忧”与“乐”呢?这是一种“大忧”与“大乐”,一种超越了狭隘个人主义、狭隘英雄主义的忧乐观,是一种伦理价值、理性价值,不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表达。比如当年屈原的忧与乐,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感因素,屈原背后的精神是一种政治文化、伦理文化。我认为,能够把“大忧”与“大乐”融为一体的人一定是能够有大作为的人!湖南人拥有这样的生命基因。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湖南人的哲学思考与现实追求。

        今天的会议在益阳开。益阳这个地方文化底蕴很厚重。益阳是我的家乡。益阳给了生命的滋养,也给了我文化的熏陶。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与益阳的故事。1987年,也就是30多年前,我那时候可以说一个“空想主义者”。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我在湖南民政系统组织了一次社会问题大调查。有了调查基础,1991年我又联合民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益阳推动了一个叫做“社会发展实验区”的社会建设项目。当时我想,国家在深圳搞了一个的经济发展试验区,我们能不能在益阳创建一个中国社会发展试验区呢?在专家指导下,我们研究出了一套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社区再造。在中国内地,社区再造这个概念从提出到落地,可能首先是从益阳开始的。我们在益阳建立了志愿工作者协会。当时,我甚至还建议把益阳的居委会都改成为社区工作者协会。客观上说,上述这套概念是从香港引进来的。香港也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概念。我们只是把这些概念落地到益阳进行实验。当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环境决定了这种实验走不远。社会发展能够离开经济发展水平吗?尽管当年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用了问卷调查、统计学方法等社会学手段,寻找社会改革的方式与方法,最后决定通过搞高城市卫生水平来切入益阳的社会发展实验。当时,我就组织大家一起搞城市卫生。今天,回头一看,30多年过去了。我把自己当年定义为“空想主义者”的一种实践。

        最近,我在益阳还做了一件事,在益阳会龙山捐建一个何凤山的纪念馆,可能大家在媒体上已经看到了。何凤山是益阳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任中国国民政府驻奥地利大使。面对法西斯暴行,何凤山无所畏惧,千方百计为数千以色列人签发了去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使众多以色列人逃离了法西斯屠杀的魔爪。所以,这个何凤山纪念馆叫做“生命签证”。我们捐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何凤山实在了不起,当年他回国后即被国民政府开除,他悄悄地到了美国,最后也悄悄地地美国去世了。 数十年里,以色列人民一直到处找他们的这位恩人,直到他死后后才找到。所以,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内敛精神与博大情怀,确确实实不多见。当年,在那样一种内外高压政策下,国民政府要开除他,希特勒政府要追杀他,他还是坚定地要给求助于他的犹太人打开了一扇一扇生命之门!多少年后,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国际正义之士。我觉得,何凤山是一篇大文章,体现了中国人的仁爱精神与平等价值。把何凤山这件事情做好了,对中以关系、中美关系乃至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思考。何凤山是一个既接受了系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接受了系统西方文化教育的人。站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我希望通过捐助做好“生命签证”这件事,能够让我们伟大的祖先孔子跟西方的上帝握手拥抱,让不同的文明通过交流互鉴,能够更好地促进世界发展与进步。所以今天我觉得,当年那个“空想主义者”,现在成了一个向往“共享主义者”的人了。我希望大家都携起手来,共同为人类共享发展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我在这里说这些,心里想到的还是湖南人的胸怀与价值追求,是“大忧”与“大乐”。现在看来,世界已经处于空前的变化之中,湖南人还是以前的湖南人吗?抑或是变化了的湖南人?我一个基本观点是,面对世界变化与发展,我们应当面向人类未来、胸怀世界各地、放眼不同文明,坚守一种大思路、大格局、大文明,包括大伦理,希望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湖南人,发扬湖南人的特点,更好地面对世界的变化与发展,寻求人类的美好现实与未来。

        二,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变化与发展?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这个重大问题面前,许多人是相当模糊的。不但许多中国人模糊,世界上许多人也很模糊。最近几年,我跟基辛格先生、鲍尔森先生、俄罗斯总统顾问等许多国外政要、智者们进行了私人交流。我发现,大家对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多少方向感,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问题是,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方向都没有一种应有的把握,我们又如何去探讨美好与幸福呢?我们只会是自娱自乐而已!我认为,在这个大变化、大变局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问题,我们要知道最好能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前途危不危险?恐不恐惧?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恐惧?我相信,只有明确了方向,才能找到相对比较好的往前走的路线图。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多幸福、多美好,你说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道德体系、什么样的新伦理等这些事,也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说一说而已。

        那么,如何明确方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是拿望远镜看还是显微镜看呢?工具非常重要。我最近的许多思考都集中一些方法论问题上,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新三观”的问题:

        一是新时空观时空无时不在变化。时空的变化无时不与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的事物相关联。而且,时间的变化带来空间的改变,空间的改变带来时间的变化。那么,推动时空变化的动力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尽管动力源比较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物,物质状态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特别是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时空变化与发展带来了人们一时意想不到的动力源。第二个是我们人自身的变化,人的变化是所有变化中的根本性主因。也就是说,人是始终是时空变化中的主体动力源。物与人这两种变化叠加在一起,或者说两者的综合力量、综合作用就成了改变时空的重要力量,也逐渐改变了时空。比如说,我们100年去美国需要几个月,后来需要一个月,现在只需要10多个小时,可能将来需要几个小时,再将来可能一念之间便到了美国。你能说,时空变化不大吗?我们怎么面对这种时空变化呢?从本质上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每一个时代对每一个认知都可能变化的,也可能是不同的。就物与人而言,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时空也是一样的,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不同文明也是一样的,变是本质,不变则永远是相对的。

        二是新人本观。以人为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理论与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理论与实践课题。那么,到底什么是以人为本呢?早期讲以人为本,主要是针对神而言的。特别是宗教革命以前,人成了神的奴隶,所以要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后,才有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等。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人的主体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几乎被物绑架了。什么样的物呢?第一是资本。现在看来,资本的善与恶,或者说资本的功能与作用已经被推到了极致,特别是国际资本已经被放大到了难以管控的程度。让人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可能是真的。有钱出面,鬼都能听你的话。第二商业模式。现代商业模式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也已经被用于各个方面,推动了发展,也催生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马云的商业模式,既可以让100万人上岗,也可能同时让300万人下岗。第三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功能与作用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对人类的发展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也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甚至新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的突破与应用、基因编辑的突破与应用,就产生了许多困惑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在基因编辑技术面前,如果不加以敬畏与必须的限制,现在的人类可能会成为传统人类,以后可能会出现新兴人类。那么,以后的人类会是什么样的人类呢?这个趋势是可以避免的吗?我觉得,可能不可避免。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随着科学技术创新的几何级数发展,比如生物工程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谁想阻拦也是阻拦不了的事,只是努力去规范,尽可能不要危及人类的发展与未来前景。比如想,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心脏能把我救活,那我为什么不用呢?再比如,生物工程可能用来治疗癌症,那是很好的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与人工技术等可以使人长寿,那怎么不去使用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这样下来,将来的世界必然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与发展。这中间有一个严肃的科技伦理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去构建一个新的伦理框架呢?有可能这个人的孙子的孙子都不在了,可是他还活在世界上。那人与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又比如,如果你的心脏是机器人心脏,那你还是那个完整的人吗?可能就是新兴人类了。问题是,即使是一种新兴人类,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人到什么时候,很可能真的会被机器人取代。这不会是危言耸听。那么,以人为本又怎么解释呢?本在哪里?人可能都没有了啊!所以,我的问题是,面对新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怎么防止这种人类危机与极端现象出现呢?

        三是新物质精神观。我首先说明的,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来,由于时空的变化,人类也出现了新物质精神观。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你理解的精神和物质都可能发生变化,与传统的理解可能会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的是我们的现在,但是在N维空间下的一切,可能都会发生改变。有人做过实验说明,在500万倍显微镜下面,所有的科学家看到的物质运动的规律都会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左右物质呢?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基本粒子的变化也会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状态。这些变化都是我们以前的认识里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在一定的工具之下,世界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颠覆我们以前的许多认识。为此,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新的认识工具与基本观点。

        在这三大视角之下,我觉得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那么,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年1月、5月、9月,我前后去美国三次。美国给我的感觉是,今年以来,美国似乎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对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了。几个月前都表示友好,现在似乎都有意见了。而且,他们不光对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对他们的特朗普总统也有意见。美国有的精英甚至在大骂他们的总统。问题是,他们一方面骂他们的总统,一方面又支持他们的总统与中国打贸易战。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同美国多方面的交流与讨论,我逐渐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态势,我把这种新态势概括为“一大焦虑、三大思潮”。所谓“一大焦虑”是什么呢?就是焦虑未来在哪里。许多人都在说,未来已来。那么,面对未来已来,我们又在哪里呢?我们又往何方去呢?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出路呢?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焦虑。所谓“三大思潮”是什么呢?一是民粹主义,二是保守主义或者说保护主义;三是威权主义。最近几年来,大家已经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这个世界一批强人崛起了,特朗普、普京、安倍、金正恩等强权人物同时出现。大家想一想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这种现象吗?一战、二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战、二战之前,也同样出现了这三种主义。大家还可以继续想一想的是,这一切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关系呢?更深入地想一想,这一切还与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新的贫富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同时与贫富差距扩大所相生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这一切在本质上还有可能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重大问题。一个重要的根子在这里,无论哪一种制度都存在这些问题,也就使三大思潮民为了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怎样去解决问题呢?一战、二战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一场战争把世界打得支离破碎,最后大家坐下来,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货币组织、劳工组织等等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问题,实现国际社会与国际 秩序的新平衡。大家希望通过这些机制与规范来解决秩序与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却不能不断地解决问题,更不能很好地解决新的问题。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多利益的全部是硅谷的知识精英、华尔街的资本精英、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和世界上的权贵精英们。与此相对的是,经济发展成果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并不那么大,世界上贫富分化现象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扩大了。那么,这三大思潮出现以后又怎样来解决呢?一战、二战时期,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看来,没法用战争的方式,也不可能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三大思潮的问题了。从本质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好的时代,不需要通过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2013年我在哈佛大学作了一场演讲,题目叫《超越左右,追求共享》。其中,我提到了一个核心观点是“多极均衡、协同共享”。后来,我就这个问题与基辛格先生、福特基金会吕德伦会长、洛克菲勒掌门人佩吉女士等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个世界一极是不好的,两极是最差的,多极才可能均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多极已经形成,均衡的机制却没有确立。协同的工作天天在做,共享的目标却还不清晰。这是这个世界现在的发展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走。世界发展到今天,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了。既然谁也离不开谁,你好我也必须要好;你可以比我更好,但是不能只有你好我不好;如果只有你好我不好,那我也不让你好,那就是恐怖主义的逻辑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走向共享,不同文明应当共同构建一种新的文明——比如说共享文明,很可能是一种大的趋势与大的方向。

        三,我们如何解读目前国内外所发生的变化?

        现在,已经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大家每天都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受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体对一些问题讲出很多道理。我觉得,道理多,但不一定对。道理越多,也就越复杂,那就越难说清楚。事实上,本质上的道理常常是简单的、精粹的,规律性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很复杂的。面对中国的发展,我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处在一个好时代,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好时空。但是,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目前看来,我们面对着两大博弈。

        一是国际博弈,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发生了矛盾。如果中国发展得不快、体量还不太大,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世界老二了,体量也比较大了,许多西方人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想当老大了。美国这个世界老大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再加上他这个老大现在当得也不怎么好,一方面做老大,一方面又不想尽职责;一方面想当世界警察,一方面又那么自私。这怎么行呢?用湖南话来说,这个矛盾从本质上看就是一个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矛盾。老大和老二之间有什么矛盾?老大和老二之间矛盾一般有这样三种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老大一般喜欢欺负老二。第二个规律是,凡是只知道和老大硬干的老二,往往都没好结果。第三个规律是,凡是善于和老大博弈的老二,好像很多后来都成了老大。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国际上看,历史上的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博弈,经常伴随着全面战争。现在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博弈不太可能发生一场全面的军事战争来解决。更何况中华民族不会去争做什么老大,单说中国这么多人口,人均经济份量也作不了什么老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伦理问题,这些所谓的老大与老二之间的关系,都是传统的、过去时空里的认识了。面对新的时空与新的发展时代,我们不应当再有传统的老大与老二关系论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的文明可以通过交流互鉴,达到共同促进的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没有老大、老二的观点,别的国家也不要纠缠在老大、老二上。世界不应该以大小来分别,大国小国都应当平等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可能才是世界发展的真正方向与道路。所以我认为,国家之间只要不是全面的军事战,那就都不叫“战”。什么商贸战、信息战、金融战等,都应该叫做“谈”,是一种谈判。谈判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成,一种是谈不成。谈得成的就意味着相互需要退让。你退一步,我退两步。或者你退两步,我退一步。如果你一步都不退,总是想着进一步,甚至多进几步,这个生意就谈不成。谈不成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思考得比较多的是,对中国来说有“新四大法宝”。因为这“四大法宝”,我们就能够顶天立地。第一,我们有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全面开放的市场,这个市场有足够大,也有足够的容量,更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我们有最大、最勤劳的老百姓队伍。以色列人民也非常勤劳,但是人口总量太少。我们的人口众多,又那么老实,那么勤劳,不怕吃苦,非常伟大。第三,我们有强势的、非常开放的、勤政为民的,撞到南墙还能回头的政府。第四,我们有中庸之道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体系。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走极端,但是我们的文化会把一切拉回到中道上来。有了这四大法宝,中华民族一定能够顶天立地、绵延不断。

        二是国内博弈,也就是国内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谈到这一点,我首先想说的一个问题是,远的不说,就说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内部必须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必须得有权威。与此同时,追求自由与民主又是那个时空里的大趋势。追求自由与民主是合理的,但是遇上了威权主义,这二者之间自然会发生博弈。博弈的边界又在哪里呢?边界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这样以来,在这种对外反击、对内博弈叠加的过程中,所有人都难受,可能精英比老百姓更难受,精英比大众更不好过。威权主义必然要调动大众形成力量对外反击、对内博弈。这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反映了威权主义与大众、精英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从历史到现实,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是,面对新时空、新时代,许多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知识的人也感到比较难受,原因可能就在这里。这是大变局情况下的正常现象。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理解。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呢?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老路是什么路呢?我的理解是,老路,肯定不是1949年以前的路,更不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路。这里说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所走的路。所谓不走邪路是什么路呢?我的理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东西。改革开放是好路,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东西,导致了一些偏差,那些东西就叫邪路。那么,新路在哪里呢?我认为,新路的目标就是共享发展。现在看来,共享发展的机制还在建设过程中,有的正在完善过程中。在这里我们回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汉武帝就可能没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就可能没有强大的以汉民族这重要基础的中华民族体系。汉武帝为后来中国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模式。他是一个模式的开创者。现在,世界时空变化了,所谓千年巨变之际,我们现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模式,这个工作自然是非常艰难的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老路不能走,邪路不能走;过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时代的路不能走,西方的路也不能走;西方的路也的确走不通,因为他们自己走得都很艰难。面对世界发展的新时空、新时代,我们探索一个新的模式需要时间,在改革开放40年的基础上,可能还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应当对此充满期待与信心。

        四,我们如何建设新时代的大伦理?

        伦理是文明的一种核心表现形态。新伦理是新时空的产物,也是新文明的产物。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新的时空变化与人类追求,我们应当要从高处思考、大处思考,我们能够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呢?这也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性的问题,大科技必然带动大文明的变化,或者说新文明的构建。由于现今科技发展的全球性迅速普及应用的特点,一地诞生的高科技可以在瞬间普及到全世界,因而当今新文明建设就不再是过去那种首先在一地出现,再呈波浪型传播的方式,而是可能同时在多处甚至全球构建的发展方式了。比如以互联网文明、视频传播文明等为核心要素的信息文明,就是一种全球共生共享的文明形态。最近,我们常听到许多人在重提“文明重建”这个问题。100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为寻找新的寻找新的发展出路,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文明重建”的问题。我认为,客观上说,文明重建的难度是很大的,何况以什么为标准、怎么重建,更是大问题。相对于“文明重建”,我思考的是“文明升级”,人类文明的整体的确需要升级,不同文明也有一个整体升级的问题。几千年来,能够活下来的文明,基本上谁要战胜谁,谁要代替谁都很难。任何文明也不要去做战胜不同文明的梦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不来,通过交流互鉴,求同尊异,尊重对方,扩大共识,共享未来。所以我认为,不同文明能够在共同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超越,构建一种新的文明——我把这种超越了的新文明称之为“共享文明”,为此我在2017年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共享文明》,2018年初出了英文版。我扼要地讨论了共享文明下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社会形态、环境形态,以及在共享文明下的民主4.0、产权与享权并存等新情况与新问题。我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不能否定这一个根本点。比如仁爱、坚毅、知行合一等,东方文化里有,西方文化里也有,我们称之为共同价值。我觉得,共同价值这个概念很好,我在10多年前就开始讲。尽管这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的是,有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等也在共同价值里,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是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内涵与外延还的确不同,此民主非彼民主,此自由非彼自由。我认为,东西方文明乃至所有的人类文明中间最高的一个价值就是自由。但是,西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在的基础上。“我”具有主体性,“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是我的,所以“我”才有自由。“我”能自由地去交易,自由地去谈判。这样才有了在真理面前平等、在契约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等等。东方的自由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共享。两者的前提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自由价值的基础与实现途径虽然不同,本质上的东西却没有区别。两相比较,所以我认为,在构建新时代的新文明——比如构建共享文明的过程之中,很可能东方文明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华文明就是从共享开始的,而且一直沿着共享的红线走下来的,尽管一路充满了曲折与艰难,也走了许多弯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有共享的设计,也一直在追求一种共享的理想,只是不像中华文明这样呈现为一种整体的、强烈的、执着的形态与方式。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出现前所未有的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等,人类社会很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向往共享。我认为,从本质上看,人类社会也只能走向共享。我相信,在人类走向共享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因一定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对此,我们湖南的学人们,特别是湖南伦理学界的学人们,会以怎样的姿态加入人类新文明、新伦理的建设队伍呢?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建设新文明、新伦理的过程中,湖湘文化中的敢大忧、敢大乐、敢大想、敢大干的精神、气质与气概,一定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今天早上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参加会议,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了,在座的许多还只有20多岁。大家坐到一起,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觉得,无论50多岁还是20多岁,从整体上说我们都是同世纪的人。我们都生于上世纪,一般情况下会死于这个世纪。作为同世纪的人,我们应当不要辜负我们的世纪,更不要辜负我们这片湖湘土地与湖湘文化。特别是今天面对新时空、新时代的世界,面对全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与中国未来,我们应当加倍地奋力前行。那么,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湖湘文化的新发展,为湖湘伦理学的未来,为湖湘伦理学派的形成,为构建人类共享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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