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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在中国读懂马克思:中国道路成功的内核和根基
  作者:江宇 时间:2018/5/9 21:10:42 浏览量:103

理解中国道路,离不开理解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处在比较微妙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载入党章和宪法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却面临着种种质疑和挑战。

——马克思是200年前出生的人,《资本论》发表至今也快150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还能解释今天的社会吗?

——马克思是德国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的思想怎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

——在学校里,一些讲授政治课的教师,自己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有的教师为了不被“边缘化”,便“先下手为强”,比西方经济学者更加起劲地否认马克思主义,以便递交“投名状”。

——在一些干部心里, “政治意识”缺乏必要的信仰支撑,“政治方向”仅仅是服从命令的结果,他们内心并没有理论信仰,这样的“政治意识”靠得住吗?

出现这些现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场合却处在边缘化、虚无化的地位,这种“名实不副”的状况,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利于长治久安的。随着中国模式的影响逐步增大,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建立联系,认真思考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笔遗产,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模式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解释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当时欧洲刚刚发生工业革命,还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社会公平都比19世纪有很大改善,资本力量也受到一定的抑制。看起来,马克思当年要解决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今天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打左灯向右转”)?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理论,用来指导革命是可以的,但并不适用于搞建设。马克思不是“市场经济学”,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学的是西方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是反对市场经济的,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天到晚斗来斗去,哪有功夫发展经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口头上说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因为政治需要或者历史的惯性罢了,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口号放弃的。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中国也没有到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这种观点可以叫做“超前论”或者“补课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搞早了,现在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这“谁也说不清楚”。这种观点,自建党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在今天也有很大影响。

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决定着中国下一步的方向。我们在解读中国模式的基础上,把历史扩展到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中,中国的成功正是由于掌握和运用了这个规律,既充分利用和吸收、又努力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内核和根基。

1.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揭示的规律中

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打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的约束。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走一条新道路,为什么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问题,正是由马克思揭示的。

01 

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今天的世界?可以从这次金融危机说起。金融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利润率下降规律”正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提出来的,而且是全书的核心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用“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最终将走向崩溃。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内容并不复杂,其含义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推动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由于资本在分配中占有优势,而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历史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利润下降的危机,每次危机出现,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通过上述手段弥补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些手段并不是消除危机,而仅仅是拖延危机,一旦这些措施作用发挥到极限,就会发生大崩溃。经济危机通过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消除过剩的资本,从而为新的增长开辟道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律”。

02

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律”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解释。马克思危机理论同其他学派最根本的区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失常”现象,不是对市场均衡状态的暂时偏离,不是由于投机、政策失误、外部冲击等偶然因素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在创造繁荣的每时每刻,也都酝酿着隐患和危机,当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能解决这些危机的时候,危机就会以经济崩溃或战争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引发新的社会革命,进入新的经济周期。这种“从繁荣到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是通过五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增长,进入繁荣周期。这时市场还没有饱和,大量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处在闲置状态,只要资本进入市场,就能够获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春天。

第二步: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利润下降规律发挥作用,企业竞争加剧,出现产能和资本过剩。同时,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酝酿着经济危机,这时好比度过夏天,进入秋天。

第三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延缓和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途径包括:

——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这是维持资本利润最直接的办法,包括打击工会、压低工资、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这些措施,从短期和单个企业看,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让资本获得更大利润。但从全社会看,却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让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愈加严重。

——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实体经济遇到困难,大量资金进入金融领域,靠攫取实体经济的利润而自我膨胀。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发生过金融部门过度膨胀的现象。金融行业过度膨胀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服务业就是产业升级的象征。金融过度膨胀,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体外循环,依靠虚假的信用来维持,一旦实体经济发生波动,就会带来雪崩式的崩溃。

——海外扩张。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国家通过奴隶贸易和对外殖民,克服欧洲本土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不足。20世纪全球殖民地独立浪潮兴起,西方国家转而通过金融和军事霸权,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和产品、廉价占有资源。这样虽然对西方国家暂时缓解危机有利,但后果是南北差距扩大、全球经济失衡。

——货币或债务扩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发行货币、鼓励政府和个人负债消费,制造虚幻的消费能力。这一办法在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普遍采用,最终导致国家成为债务国家,个人成为“负资产阶级”,债台高筑、甚至终身负债。

可见,上述几种办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在其制度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缓解危机。但是,这种缓解是暂时的,这些趋势好比给病人吃激素,只治标不治本,一方面能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从长期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而是仅仅把危机转移、稀释和延迟了。因此,一旦这些措施的效果发挥完毕之后,危机仍然会发生。

第四步:全面危机或战争的爆发。一旦上述手段穷尽,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并引发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下降、泡沫破裂、需求萎缩、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为了救赎自身利润所采取的那些手段,无一不是为危机的总爆发火上浇油——压低工资和福利,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更加制约了劳动者的购买力;通过经济金融化(包括房地产化)消化过剩产能,做大了资产泡沫,大量资产的实际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仅仅是靠预期来维持虚高的价格,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传导到整个体系,导致雪崩式的倒塌;通过发债和制造通货膨胀来救市,实际上拯救的是大资产阶级,反而扩大了利益集团的能量;通过对外扩张,反而加剧了国际上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南北矛盾,也把发展中国家推向革命的边缘。这些都不是拯救危机,而是让濒临危机的资本主义战车越跑越疯狂,为最终的危机爆发创造条件。

第五步:危机和战争引起社会改革或革命,为新的繁荣创造条件,实现“创造性破坏”。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最高形式,危机和战争导致泡沫的破灭、产能的销毁、资本的贬值、利益集团的削弱,同时,战争往往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遏制利益集团、重新构建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相当于进行了新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而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经济危机和战争往往导致列宁所说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都引发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正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体现。

03

资本主义已经自我拯救了吗?

读者会问,你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情况。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了,两极分化已经缩小,社会已经非常和谐。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现在资本主义还好好的呀!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至今还“垂而不死”、还有强大生命力?

答案很简单。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危机,仅仅是把危机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在国内建设“福利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其代价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尖锐的两极分化中,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则从来没有解决。

的确,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比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还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对此,20世纪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理论家麦克莱伦认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表现在资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权、知识经济让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从而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欧洲出现了。我国很多人也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再有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实现“趋同”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首先,是“二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过剩资本、资产泡沫进行了消耗,也削弱了过去的垄断资本集团,从而让二战之后的政府有条件采取措施约束资本、改善社会公平。

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就业、劳动者有保障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得不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压力。但是,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逐步减弱和消失,西方国家的资本特权迅速膨胀,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约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就再度出现了。这就证明,西方国家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短暂出现的资本和劳动处于均势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凯恩斯妥协”),只是一系列条件下出现的偶然现象,而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其内在的矛盾。

再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样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历史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这条路没有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少数国家发达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大多数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危机,而仅仅是转移了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西方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继续向外扩张,形成了全球“三足鼎立”的分工格局:非洲和南美提供原料,东亚提供劳动力,欧美靠信贷扩张消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分工的不平等,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这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消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经济泡沫,因此必须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这也决定了,“边缘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像西方发达国家当年那样,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结构(如封建土地制度)等的突破,而且还要突破帝国主义对现代化的抑制,也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一个比少数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得多的课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这就是革命和建设不可割裂的道理。

有网友问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呢”?这个问题问得不错,也很有挑战性。我们的答案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以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为代价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已经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一条新路。找到这条新路,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2.“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资本主义陷阱

1825年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到1914年“一战”爆发,资本主义经历了“百年和平”,诞生了第一批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也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体。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不到1/6,当剩下5/6的人口开始追求现代化时,难度要远远大于先行的那些国家。一方面,落后国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资源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现有的强国总要用各种办法,维护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维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全球体系中,突破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抑制,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01

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

2016年,是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100周年,《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全球化理论,主要观点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解决国内矛盾的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了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在列宁的时代,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

 “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利息、股息、投机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越来越大了”。

我们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英国多么相像。对外扩张不仅破坏了落后国家的经济,而且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由于殖民地的是有限的,所以对外扩张必然引起战争,

“帝国主义加强了民族压迫,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了…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

列宁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应对金融资本的策略:“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发现的规律仍然顽强地起着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机、越是接近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就越强。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改变了形式,从直接的军事占领变成了依靠金融、跨国公司、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仍然为数不少的军事侵略,这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欧美经济走向金融化、债务化,而主要依靠资源输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么丧失经济收益和经济主权,民族产业被摧毁,要么因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背负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透支了资源和环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不要盲目乐观,他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

顺便说一句,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和平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问题者,困难和挑战也,是尚未实现的、要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而绝对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可以主动放弃武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前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周期律,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02

边缘国家的逆袭

有压迫就有反抗。20世纪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落后国家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一方面要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的约束、发展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维护民族利益。这两方面的任务。如果第一方面的任务完不成,就不可能启动现代化,但如果在启动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那么发展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以来,广大落后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致走出了四种道路:依附式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目前前三种道路都已经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依附式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制度上采取私有制为主和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民主。其不同点则在于,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往往采取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包括实施贸易保护、建立一定范围的国有经济、优先发展基础工业、限制外国投资等,这些实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的期间,经济增长取得一定的成效,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也使得南北差距略有缩小。

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是“亚洲四小龙”,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着特殊的地缘环境,对大型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适用性。到了20世纪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原来采取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往往走向了依附式资本主义,纷纷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迄今为止,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依附性资本主义,边缘国家都还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这些国家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宗族势力、等级文化等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印度建国初期的起点优于我国,耕地资源也比我国优越,但是由于长期是殖民地国家,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级文化成为现代化的制约。即使能够启动现代化,也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就形成较大的分利集团,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边缘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除非不对外开放,只要对外开放,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取消了过去的贸易保护,实行私有化,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进入。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在国家之间导致两极分化。而外部资本垄断和挤压本国产业,国民经济命脉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操纵,失去独立发展的能力。

第三,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民主。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非常稳固,选举结果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对发展中国家则不同,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后果就是短期行为、社会割裂和民粹主义。政党的行为是短期的,难以产生强有力而稳定的执政党,从而不会对国家建设进行长远性的规划和投入。再加上私有制条件下,很容易形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竞争性选举制度则会加剧两极分化,形成社会割裂和对立,典型的就是泰国近年来多次出现的以“红衫军”和“黄衫军”代表的城乡阶层对立,你方唱罢我登场,难以形成具有长远目标的稳定的政权。

可见,在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对于少数小国来说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几个小经济体),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资源和地缘条件,改变不了对大国的依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边缘国家”的失败,具体就表现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问题。以上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就必然会出现的陷阱,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当年并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避免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对外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正是没有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说明今天的落后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占世界5/6的人口,需要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0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失败,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切断与资本主义联系,才是一切落后国家摆脱剥削、实现自主发展的根本。

19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了全世界,同时也引起了“南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爆发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这一浪潮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其称为“南方的觉醒”,认为从二十世纪起,“边缘国家”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特别赞赏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口号,认为中国通过这一口号,让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统一战线,实现了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统一。

对于全球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民族利益是统一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破资本主义体系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个更包容的口号,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落后国家只有实现人民的团结、民族的解放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

[萨米尔·阿明的上述言论,见丁晔.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3):16-2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果缺乏历史视野,往往会从表相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放弃(至少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其实并不是这样。

下面,我们从马克思三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解读中看到,中国在生产方式、国家理论和社会公平这几个最主要的问题上,都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穿越时空的呼应。

3、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

01

苏联模式的成败

在突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苏联模式。苏联的成功在于,她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苏联鼎盛时期的GDP达到美国的80%,军事和科技力量和美国势均力敌,人类发展也取得了超过西方国家相应阶段的成绩。苏联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地位,甚至一度形成可以和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贸易体系。在尖端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苏联也做到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才达到的高度,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通过制度竞争,促使资本主义改良,也支持了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地独立运动,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做出了贡献。


尽管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苏联模式也不能说是一条成功的道路,因为她虽然解决了启动现代化以及超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问题,但却没有可持续性,没有找到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在经济方面,苏联虽然实行了形式上的公有制,但是并没有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没有通过建立合理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解决激励的问题,窒息了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从政治上,苏联是没有解决政治上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如何防止异化的问题。

02

苏联之失“在于政、不在制”

在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初步走出了一条在全球体系中发展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从经济上,中国道路同西方道路最大的不同在于,把人和资本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把“资本统治人”变成了“人统治资本”。

表面上看,马克思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也反对资本,要消灭资本。这种看法不准确。

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首先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庸俗经济学之处在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资本主义。资本创造了很大的生产力,但不受约束的资本扩张,则将导致资本的集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扩张、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商品,把人间的一切关系变成商品和交易的关系。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化,社会生产将日益偏离其目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还会把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当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改变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以便避免资本的特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也就是说,为了社会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避免私有制下盲目追求利润带来的无政府竞争。但是,如何具体实现“社会所有制”和“有计划的生产”,马克思还没有条件来回答。

苏联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并且依靠这种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一成就超出所有实行私有制的落后国家,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并没有完成对新道路的探索,而是解体了。苏联的公有制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后来发生了异化,掌握资本的苏共站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这就违背了公有制的本意。

然而,苏联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这一目标错了。苏联的失败,正如中国历史上秦朝的失败一样。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评价“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也就是说,秦朝的失败,是政策的失败,而不是制度的失败。相反,秦朝虽然仅统治了14年,但秦朝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为汉朝所沿用,一直持续至今。隋朝仅统治37年,但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为唐朝所沿用,直至20世纪。这两个短命王朝之后,都紧接着是一个开创盛世的王朝。苏联式社会主义,与此有类似之处。新制度总会有不完善,同旧制度的冲突,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才能解决。在失败的教训中不断完善,是新制度生长的必经之路。

03

中国社会主义:既发展资本、又节制资本

在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新中国更好地解决了人和资本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人民掌握资本的制度。新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建立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基本生活物资统购统销等制度,实现了主要依靠国内积累资本,这个资本是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所以资本积累的成本由全体人民公平分担,而资本积累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这种积累方式不同于西方早期依靠剥夺本国和外围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

在资本运行的过程中,中国通过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家积极履行经济职能,实现了对资本的节制,让人民成为了资本的主人、让资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让人民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附庸。正是由于组织起来的人民驾驭了资本,所以中国能够集中有限的剩余,转化为资本,来建设具有长远性和公共性、满足人民迫切需求的部门。也正是由于实行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在资本和技术缺乏的情况下,中国能够用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把人民组织起来,弥补资本的不足。这是“人来组织资本”,而不是“资本组织人”,消除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稀缺而普遍存在的失业、流民现象,让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分享成果。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管理国家是最大的权利。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的公有制异化,中国通过扩大经济民主、提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在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实行了民主管理的试点,在走向真正的公有制的道路上,比苏联走了一大步。当然,这方面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还会出现反复,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国际上,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起,通过壮大民族资本的力量,并在现代化早期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为国内产业的发展赢得时间。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对外开放,而在开放过程中,又不是无原则地全面开放,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谨慎地实施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营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私营经济同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政治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党和政府可以通过政治领导、宏观调控等手段,限制资本过度逐利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为马克思帮助中国人认识了资本主义,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力量,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可以主动地、能动地,既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和超越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了将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方向,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这条路径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探索出来的。


前面分别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和资本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下面再说,从什么是平等、如何实现平等的角度,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同样是和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

4、“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共同富裕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最为吸引人的口号。但是,什么是公平,怎样实现公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之前其他学派平等观的最大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形式上的平等,更关注实质上的平等。

形式的平等和实质的平等

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这篇著作很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上的平等、但实质上的不平等”现象。相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社会公平方面有进步性,让劳动者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面前,看起来是人人平等的,这就是形式上的平等。

同时马克思又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虽然资本家和劳动者表面上平等,但他们享用这种“平等”的机会是不一样的。随着资本的积累,由先天禀赋、自然条件和偶然因素而导致的不平等将会不断扩大,后来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之所以资本有这种魔力,就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而且资本越集中,这种占有的能力就越强。因而,由资本占有的不平等而带来的不平等,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马克思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312-313.]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公平交易”,看起来是双方自愿,但是由于一方掌握资本,另一方只能出卖劳动,实际上双方是不平等的。一句话“私有制+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平。

我们从《哥达纲领批判》中读出的是马克思的平等观,也就是说要关注那些由形式上的平等所掩盖的实际的不平等。例如,高考是一种平等的规则,但是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同,在平等规则的面前,不同地域、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实际上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这就是形式上的平等所掩盖的实际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

不能脱离生产讲分配

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实现公平呢?马克思认为,分配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讲分配,特别是不能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讲分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在我国,不断有观点把分配和所有制分开,认为实现公平的分配不一定需要通过公有制,而是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办法就能够实现。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脱离生产谈分配,只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才能实现人和人真正的平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谁也不能凭借生产资料参与分配,这就消除了资本的占有者依靠资本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为真正的平等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之所以写《哥达纲领批判》,原因就是认为哥达纲领把生产和分配这两个问题割裂开了。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观点,即只要争取到普选权,把工人的代表选到议会里去,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了。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不改变私有制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公平分配,这在今天世界各国的实践中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表现。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各国分配差距缩小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同时也是资本力量受到约束、公有制比重提高、特别是在国际上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时代,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资本的力量重新占据优势,欧美国家和拉美等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都恶化了,并且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还实现不了真正的平等

不过,虽然社会主义为消除不平等开辟了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了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所有劳动成果(除了必要的公共事业的扣除等)都由劳动者享有,这比资本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有强有弱,赡养的人口不一样,因而形式上的平等(按劳分配)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将这种不平等叫做“资产阶级法权”。

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还要承认并接受“资产阶级法权”。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还不能搞“平均主义”和“按需分配”,否则就会导致人们积极性的丧失。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活动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也就是说,消灭剥削和压迫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反对剥削不是从道德角度上说的,而是认为剥削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分不开的,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放任资本压迫劳动者,不仅不利于劳动者,而且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所以,社会主义阶段可以更好地解决公平的问题。可以做到限制两极分化,并逐步消灭两极分化。

中国: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共同富裕”

毛泽东深受马克思“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把建设一个平等社会作为毕生的追求。新中国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平等的社会,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避免了恶性的两极分化。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公平是受到时代条件约束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加以限制”,而不能够完全消灭。这一认识表现在他在1958年面对那些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实行完全的供给制的观点时,给予制止,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也是对马克思平等观的继承。邓小平说的“黑猫白猫”,是指具体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在原则层面,邓小平丝毫没有动摇过,他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虽然这两句话中出现两个“生产力”,但这句话说的恰恰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自己不能解放自己,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恰恰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力最核心的因素是人。解放生产力,根本就是发挥人的积极性。

人的积极性如何发挥,那就要反过来回答是什么制约了人的积极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制约了人的积极性,在苏联式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官僚主义制约了人的积极性。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背后的制度解读就是,让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既反对资本对人的奴役,也反对官僚主义对人积极性的压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社会主义要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前几年,是否坚持“共同富裕”,居然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实际上,坚持共同富裕,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始终一以贯之的。

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要求,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建国初期,正是由于进行了社会革命、才为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和低成本积累资源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才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改革前奠定的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以及基础教育、基本以来的普及,经济增长才产生了强劲动力。

中国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对平等的追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不超越阶段,也不是无所作为,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缩小着社会差距,一步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彼岸。


5. 从《法兰西内战》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道路成功的另一个要素是,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国家,从而避免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利益集团攫取发展成果或者一盘散沙等问题。这样的国家,也是符合马克思对未来国家设想的。

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

01

马克思是“国家主义”者吗?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主张“大政府”、“国家主义”、“专制”,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著作同样充满对国家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和主张“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是一样的。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如何同资本家一起剥削工人的,有着生动描述:他们“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 ”,“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在讲到劳动时间时,马克思也指出,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力 。”

可见,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不一样。

亚当•斯密认为,既然国家有压迫性,那么就不要国家算了,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而马克思比亚当•斯密看得更深,他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即使取消国家,劳动者还是要受资本的压迫。只有到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时候,国家才能消亡,整个社会由全体社会成员进行自治。但是,在这个阶段实现之前,必须努力建立劳动者自己的国家,才能够纠正国家的压迫性。也就是说,不同于斯密“不要国家”的主张,马克思主张对国家进行改造,让国家成为劳动者的国家。

如何建立这样的国家?马克思只是在理论上做出了预测。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让马克思的设想变成了现实。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建立的政权。328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在巴黎市政厅广场宣告巴黎公社成立。公社经过326日、416日两次选举,到4月下旬,到任就职的公社委员有80人,其中工人34名、职员12名、知识分子34名,工人和职员占委员中的多数。

马克思虽然事先认为欧洲建立工人政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巴黎公社出现之后,他立即给予了热情支持。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立即写下了著作《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其全部目的就是防止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 ”。在具体形式上,马克思提出公社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构,公社委员由选举产生,公社任命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和公社委员一样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全民皆兵,废除雇佣军。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没有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个开展了理论大论战,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并提出了一个苏联并未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执政之后,如何防止执政党和国家的异化、走到人民的对立面、“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苏联从1950年代之后,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的特权逐步扩大和固化,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企业内部仍是等级森严,同资本主义的企业没什么两样。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全民公决同意保留苏联的情况下,违背民意瓦解了苏联,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变成了新的寡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2

毛泽东读《封建论》的深意

毛泽东注意到苏联国家政权的异化,并且设法让中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法兰西内战》给他很大的影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但毛泽东对西方历史也很熟悉,特别是法国近代史。对法国,他最感兴趣的又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

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运动”,毛泽东在当年63日的一次谈话中,还曾表示:法国是巴黎公社的传统,你们搞点参考资料看看 。巴黎公社一直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当时的报刊上,就有许多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论述,如“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把“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干部要当好“社会公仆”,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虽然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巴黎公社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但是巴黎公社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却始终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主题。

毛泽东的探索,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防止本是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党和政府异化为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党实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和苏联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对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探索,并没有完全成功,这有许多复杂原因:中国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追赶和维护安全的压力大,客观上必须高度集中权力。封建残余、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改造,在具体工作中有不少失误,等等。中国在他身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能否防止中国共产党腐化变质,是毛泽东晚年最为担忧的问题。

他于1973年创作的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秦始皇力排众议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了国家能力,减少了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

而毛泽东赞扬秦始皇,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表达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考。自秦始皇以来,郡县制就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郡县制同以前的分封制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避免了地方豪强和贵族形成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

两千多年来,凡是郡县制实行得比较好、豪强和贵族集团受到抑制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时代。汉初为了安抚支持刘邦的贵族集团,实行“郡国并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最终导致“八王之乱”,平乱之后恢复了郡县制。东汉后期实行察举制,逐步形成了著名的大家族,垄断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地方官员和豪强大族形成了共同利益的集团,导致东汉衰弱和灭亡。唐朝也出现过藩镇割据的现象。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就是讨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认为在分封制下,“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大凡乱国多,理国寡”,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毛泽东在晚年赞扬秦始皇和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这里所指的“藩镇割据”,不仅仅是指和中国历史上那样的地方势力,而是还有要借鉴苏联教训,避免共产党发生异化、成为特殊利益组织的含义。

03

中国式的民主体制

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新中国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石就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新中国建国的合法性基础的来源,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袖也始终强调要保持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可以叫做“人民社会”,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条件下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而是国家和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博弈关系,往往关注短期利益,国家和社会是对抗关系,容易走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强势集团控制了政权和社会,造成两极分化;但也有可能造成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片面强调底层群众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从而形成极端的民粹主义,工会等本来旨在保护工人的组织也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团,妨碍国家竞争力。

而新中国的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这超出了奥尔森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困境”,可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

中国的“人民社会”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之所以中国能够做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高层次的合作关系,就在于党通过群众路线,注重保持这种血肉联系,避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走到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式民主的主要特点,超越了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曾经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所自豪,但是现在又出现一股“否定民主”的思潮,这两种思潮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西方民主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就是因为其政治制度的代表性不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选民表面上有很大权力,但是选择范围很有限。在经济好的时候,民主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装点,用来说明其合法性的点缀。而一旦经济不好,社会矛盾突出,民主就变成了碍事的东西,老百姓要运用民主制度来限制和约束资本的时候,就会露出真面目,来宣扬“民主无用论”。对中国来说,既要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但是也要反对“民主无用论”因为这两种论调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代表资本的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的。

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二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它既不符合专制的定义,但西方又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实践证明,这套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而且相对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有着优越性。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民主的,那么就无法解释60年来如此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

述往事,思来者,尽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仍然是党执政的一个核心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延续,就是要在新时期回答“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课题,而这也是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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