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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走出“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困境
信息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沈洁 时间:2021-11-07 12:39:02 浏览量:909

  随着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出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孩的政策明确。这表明人口大国的中国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社会、人口发展进入了从节制生育走向激励生育的转折时期。

  与以往推行的节制生育政策相比,提高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缓解生育率继续下滑的政策应该更为困难,这将成为中国社会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在亚洲地区,日本和韩国更早面对低生育率问题,虽然两国都积极推进“工作-育儿平衡”以及儿童津贴等社会政策,但在政策效果上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从生育率曲线看,日本2005年曾一度跌落至1.26,社会政策介入之后缓慢上升,2012年上升到1.42,之后又有所下降,2020年为1.34。2001年韩国的生育率跌落到1.30,虽然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介入,但之后一路滑坡,2020年降至0.84,成为世界各国中生育率最低国家。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复杂多变,需从本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积淀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有效良方。

  世界各国的“低生育率”现象

  从国际环境看,少子化问题已波及诸多国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数据,从1950年开始,经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下降,但由于南非地区和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仍处在高生育率时期(1950-1955年期间,上述地区的生育率分别维持在6.51和6.57),由此保持了世界人口发展的总体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之后,全球生育率出现快速滑坡,1985-1990年降至3.44,2015-2020年降至2.47,其中保持高生育率的南非2015-2020年也下降到4.72。据联合国的中期预测,全球生育率在2045-2050年期间将下降为2.21,2070-2075年期间为2.05,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而在2095-2100年期间,预测该指数会下降到1.94。

  在人口学界,“出生率下降”通常被定义为总和生育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水平,即人口更替水平。更具体解释“人口更替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在人口的出生与死亡达到某种相对平衡而产生的一个比率。

  大约在1960年代,欧洲各个国家的生育率已经普遍低于2.1。1987年,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 DeKaa)和与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思泰赫(R. Lesthaeghe)针对欧洲生育率普遍下降现象,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以生育率低于2.1人口更替水平作为转型标志,并认为家庭形态以及价值观体系的变化是引起“第二次人口转型”的重要原因。特别提出了要关注女性就业率提高,以及“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他们第一次将至今所忽略的婚姻和家庭行为纳入政策视野,所提出的女性劳动以及性别、婚姻和家庭行为等重要命题吸引了学界、经济界、政界的关注。

  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命题,学界从各个领域做了诸多探讨。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性别福利国家学派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脱颖而出。其代表性学者艾伦·西亚洛夫(Alan Siaroff)的“女性劳动保护”与“家庭福利水平”理论以及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出的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政策理论等,为具体衡量实现“工作-育儿平衡”提供了政策工具和评价尺度,同时也为缓解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思路。

  艾伦·西亚洛夫从性别政策学理论视角以“女性劳动环境”与“家庭福利水平”两个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出福利国家四分法的理论框架。

  她认为,第一种类型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其特点是育儿养老等家务劳动公共化程度、女性就业率、男女性别平等指标水平都处在较高的位置,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特点是家务劳动公共化程度低、家务劳动主要依靠市场和家庭、女性就业率低、男女性别平等指标水平相对较低,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第三种类型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特点是家庭福利虽然充实,但由于受宗教文化制约,家庭福利并没有起到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政策效果,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第四种类型是“女性动员后发福利国家”,国家对家庭福利支持力度弱,家务劳动公共化程度低,劳动力市场排斥女性,男女性别平等指标水平低,包括希腊、爱尔兰、日本、瑞士等国家。

  南希·弗雷泽则从政治学及性别学视角,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社会规范(male breadwinner)进行了尖锐批判,同时提出取代性别分工模式的三种政策思路:第一,从“男性挣钱养家”转换到夫妇共同劳动、共同获取报酬政策模式(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与男性同工同酬是获得市民权、争取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对女性的雇佣保障是解决女性贫困和防止对女性进行压榨的最有效手段;第二,对承担家务劳动者给予公平的价格评价和报酬支付,即对等性政策模式(caregiver parity model)。为了防止女性陷入无酬劳动陷阱,需要对承担家务劳动者给予正当的评价及支付同等的报酬。

  社会保障应当负担生育、护理休假期间的工资以及免除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第三,从女性单独承担家务劳动转换到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家务劳动政策模式 (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男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实现男女平等支配自由时间是体现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工作-育儿平衡”理论被具体推行于北欧等国家的社会政策当中,学界认为,北欧诸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8-1.5前后的水准,与其推行“工作-育儿平衡”政策有直接关联。

  东亚地区的“超少子化”危机

  继欧洲低生育率旋风之后,在亚洲地区,日本是第一个遭遇生育率下降的国家。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从1940年代中期日本战败投降到197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两次婴儿潮,第一次是在1947-1949年,其背景是分布在亚洲各个战场的男性回归家园,日本从常年的战时生活转入平和状态,激励了家庭的生育愿望。1949年新生儿人数为2696638人,创下日本最高出生人数纪录,出生率为4.5。第二次婴儿潮在1971-1974年期间,生育率维持在2.14前后。

  第二次婴儿潮之后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趋势,进入1980年代末期,下降趋势进一步加速,1989年下降到1.57,1990年降至1.54,1991年1.53,1992年1.50,接近人口失衡警戒线。生育率以惊人的速度滑坡,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为了引以为戒,媒体曾掀起一场生育率“1.57冲击”大讨论。热衷于优先经济发展,对生育率波动采取静观姿态的政府,在社会舆论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面前,开始有了危机感,逐渐推行扩大对家庭和育儿领域的社会保障支出政策,积极推进激励适龄女性生育的社会政策。

  受“1.57冲击”的影响,1992年日本政府发布以“低生育率社会:其影响和应对措施”为题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文档中首次出现“少子化”政策概念。少子化,意指出生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和社会中儿童数量减少,政府试图用这一概念向日本社会提出警世。其实日语“少子”原本的意思是指家中最小的孩子,它的日语谐音是“祥子”,所以有的家庭将家中最小的孩子取名为祥子,表示老来得子的喜悦之情或吉祥之意。政府的这份关于“少子化”的阐述和具有挑战性的政策文档中,隐含了对“少子”语义美好意境的追忆,但主要目的是向社会表达对少子化问题的危机感。此后,政策文档中又相继出现了“少子老龄化社会”概念,其含义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人口更替水平,进入了儿童人口数量低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社会形态。

  源于日语的“少子化”以及“少子老龄化”概念,已经成为表述东亚人口发展特征的政策术语。所谓东亚地区的特征,是指发源于欧洲的低生育率旋风自从登陆日本之后,逐渐波及东亚各个区域,并呈现出下降速度快、幅度大、超低值等特点,显现了比欧洲更为剧烈的阵痛。比如韩国,1970年代初生育率水平高过4.5,进入1990年代末生育率急转而下降至1.5,2003年再次降至1.3,韩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曾经历过的。按照全球指数分析,东亚三国的生育率近年都位居一个非常低的水平。2020年东亚三国的生育率再次下降,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刷新了最低记录。

  东亚走向少子化的进程中,表现了与欧洲不尽相同的侧面。即使在中日韩三国之间,也表现了政策路径和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差异性。学者分析日本和韩国之间在生育率变动上的差距和原因时提出,韩国在1960-1980年期间曾经推行过温和的节制生育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使节制生育政策过渡到激励生育政策上来,在政策操作上遇到种种难题,因此在政策转型上,花费了比日本更多的时间,失去了以“工作-育儿平衡”政策调整的最佳机遇。中国当前面临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与日本和韩国当初面临的少子化冲击多有相似之处,日本和韩国的教训或可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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